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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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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庆琜与功利主义  

2009-03-13 08:27: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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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庆琜与功利主义

    前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校长盛庆琜教授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工程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但退休以后却把所有精力用来研究哲学和伦理学。1991年,其用英文撰写的专著《功利主义新论:统合效用理论及其在公平分配上的应用》(A New Approach to UtilitarianismA Unified Utilitaria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Distributive Justice)在西方出版。1996年,上海交通大学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今年已经九十高龄的盛庆琜先生与我也可称得上是忘年之交。十多年以前,通过姚先国教授的介绍,我结识了盛庆琜先生,并立即被他的经历和研究所吸引。当时,我正开始从事“广义效用理论”的研究,而盛先生创立的“统合效用理论”与我的想法有许多契合之处。因此,我多次邀请他来浙大讲学,还撮合他在浙大哲学系招收了一名女博士。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亦可译成“效用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而现代经济学则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毫无疑问,对古典功利主义的任何批判都必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引致某种“投射”,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极力向国内经济学界推介盛庆琜先生创立的“统合效用理论”的原因。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其逻辑起点是所谓“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即“经济人”假设。但是,这一假设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的兴起,却碰到了巨大的挑战。其中,由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公共品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所揭示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则在一个最深刻的层面上展现出主流经济学内在的逻辑矛盾。其一,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假设,博弈主体选择对个人最有利的策略却会带来一个非帕累托最优的结局,即在整体或社会的层面上,没有实现效用的最优化;其二,以真实的人作为实验样本的博弈却显示,对纳什均衡的推断,存在着系统性的偏离。

    上述矛盾事实上反映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如果经济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那么个人效用与社会效用出现了不一致,我们如何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实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有众多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但是,在这一领域内的所有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困境”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所有研究都碰到了一个似乎是难以超越的问题,即从现有的经济学逻辑上看,如果我们要把个人偏好集积成社会偏好,或者说,我们要从个人效用函数中推导出社会福利函数,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背景下,即便通过民主投票也不可能达至逻辑一致的选择,除非社会服从某个集权者的偏好。

    上述困境似乎在暗示人们,也许只有抛弃方法论个人主义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在人类对所谓“集体主义”的认识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蒙受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以后,我们还能够相信“集体主义”对个人的承诺吗?因此,大多数西方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又是坚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在整个20世纪都对经济学面临的这一“危机”保持了某种沉默。

    在盛先生所创立的“统合效用理论”中珍藏着一把破解这一困境的钥匙。盛先生一直认为,他的“统合效用理论”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个人观点与社会观点的歧异”问题。他的解决方案其实异乎寻常的简单,他认为,如果个人具有“道德满足感”,则所有难题就将迎刃而解。他说,“从个人观点而言,当然将选取对自己的价值为最高的行动。从社会观点而言,则也将考量其行动对他人及社会的效应。但有时从个人观点的选择和从社会观点的选择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满足感即可发生作用。选择一个对他人或社会较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行动表示了崇高的道德,道德满足感乃成为道德水平之客观说明。它加一些重量于所选择的行动,使其在所有的可能行动中具有最高的价值。因此,在统合效用主义中,这困难系认为已经克服了”。

    事实上,盛先生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正是21世纪以来桑塔菲学派经济学家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如何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而不用回归方法论集体主义的老路来解决社会困境?唯一的途径也许就是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不仅具有“个人偏好”,而且也具有“社会偏好”。注意,这里所谓的“社会偏好”不是从“个人偏好”集积而来的,而是与“个人偏好”一样,“天生”就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桑塔菲学派所谓的“社会偏好”就是指人们的“公平感”、“正义感”和“道德感”。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正是凭借着这种“社会偏好”才能超越“社会困境”,从而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困境”对现代经济学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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