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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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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薪vs裁员  

2009-02-14 22:37: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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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薪VS裁员

 

  • 在西方国家,企业和员工的工资报酬往往是通过契约的形式事先规定的;如果随意变动,则会受到当事人的控告和法律的制裁。而企业裁员导致的社会失业问题,则主要由政府来承担。
  • 减薪不仅会损害在职员工的利益,而且也会损害失业员工的利益。因为,他们无法保证当他们再次就业时,他们是否还能得到原来的报酬。
  • 与西方国家的做法不同,东方国家的企业似乎更倾向于“减薪应对经济危机”;这里除了文化上的差异外,也与东方国家在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相对不完善有关。
  • 减薪增员,应该由企业和员工通过平等的协商来加以解决。而其前提,则是必须建立起一个能够和资本平等对话的工会组织。
  • 阿里巴巴逆势加薪和增员的做法,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我提醒媒体,不要对阿里巴巴的做法给予过多的“政治渲染”,而是应该发掘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经济含义。

 

     最近,就“减薪和裁员”问题接受了国内一家媒体的采访。以下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从我们的调查来看,美国企业(还有英国企业)倾向于“裁员应对危机”模式,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至30多年来的新高。请问叶教授,你能否从专业角度解释一下美国为什么选择这种模式以及该模式的利弊? 

    事实上,通过“裁员应对经济危机”并非是美国独有的模式。我们知道,这也是大部分欧美国家的企业用来应对经济危机的常用方法。在西方国家的传统中,企业是否裁员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决策。只要裁员不带有歧视性质,比如只裁女性员工或黑人;那么法律甚至舆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此,不但在经济危机期间,即便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生产的规模,以及雇佣人员的多少。但反过来,由于企业和员工的工资报酬往往是通过契约的形式事先规定的;如果随意变动,则会受到当事人的控告和法律的制裁。从另一个方面说,企业裁员导致的社会失业问题,则主要由政府来承担;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制定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另外也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杜鲁门·彪利曾经研究过“美国模式”和“工资刚性”,他在著作《经济衰退为何工资不降?》中指出“除了一个例外,我的发现不支持任何现有的经济学解释。这个例外就是:减薪会极大地损害员工的士气,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请问,您对“工资刚性”和彪利教授的研究什么看法?

     “工资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人性中的某种天性,比如人们往往会把“失去”看得比“得到”更重要。因此,“工资刚性”也不仅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工资或多或少都带有“刚性”,即提薪容易降薪难。减薪会损害在职员工的积极性,这无疑是不支持“以减薪来应对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我认为,减薪不仅会损害在职员工的利益,而且也会损害失业员工的利益。因为,他们无法保证当他们再次就业时,他们是否还能得到原来的报酬。因此,西方国家的工会往往会对减薪保持特别的警惕。我以为,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通常不采取减薪做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3、在新加坡,一些企业通过“强制休假”的模式变相减少了工作时间,还有一些企业直接降低了员工的薪水或隐性福利,从而节省企业的运营成本、应对金融危机。叶教授能否从专业角度解释一下“减薪”这种模式的利弊? 

    与西方国家的做法不同,东方国家的企业似乎更倾向于“减薪应对经济危机”。我想,这里除了文化上的差异外,也与东方国家在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相对不完善有关。 

    4、在韩国,李明博总统2009年1月在韩国国有企业中,推行“降低薪水、分享工作岗位”政策(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荷兰奉行的模式)。其主要内容是,用减薪节省下来的成本,去扩招员工,让更多人“分享职位”。请问叶教授,这种模式是否可行?为什么? 

    我个人并不倾向于“减薪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关键在于,这种做法具有很大模糊性和个体差异性,比如究竟减多少?减薪的时间又要维持多久?这些都不可能通过明确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规定。如果要求企业都采取这种做法,无疑会带来许多难以协调的社会矛盾。我认为,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障和救济制度,才是我们的政府必须努力的方向。至于减薪增员,应该由企业和员工通过平等的协商来加以解决。而其前提,则是必须逐步建立起一个能够和资本平等对话的工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5、在杭州,有企业“集体承诺不裁员”,还有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不仅不减薪不裁员、反而扩招和加薪……叶教授,请问在经济衰退时期,在裁员和减薪的选择方面,企业应该如何选择应对模式? 

    我认为,有些企业在国家碰到经济困难时,“承诺不裁员”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表现,应该加以弘扬。但这种做法不能变成政府的强制要求。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上看,解决社会就业和失业问题,是政府的职能而不是企业的职能。至于阿里巴巴的做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因此,我提醒媒体,不要对阿里巴巴的做法给予过多的“政治渲染”。而是应该发掘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经济含义——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够、甚至敢于在经济衰退时“逆势”增员加薪,正是反映了阿里巴巴的增长模式已经超脱了传统的经济周期。而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衰退,是传统工业的衰退,在制造业和加工业中表现得尤为严峻。高新技术产业、软件业和IT产业的处境远远强于其他产业。因此,改变增长模式,不但对我们浙江的企业,而且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来说,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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