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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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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主义与人文科学  

2008-08-13 00:06: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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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界关注新达尔文主义

美国西北大学访问学者      

        有人曾经把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三个人并举,认为他们是对未来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位思想家。不管人们对达尔文的学说有何訾誉,但达尔文主义是任何人都无法绕过去的。当人们在各种光怪陆离的“后(post)”理论中沉迷的时候,美国学界不知是出于对这种后理论泛滥的反拨,还是出于对达尔文的敬重,进化论的兴趣有所回暖。

进化论回暖:新达尔文主义

        20083-4月第45卷第2期,美国《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期刊推出以《新达尔文主义与对它的不满》为主题共八篇文章的专栏讨论;20085月,美国《西北大学编年史》第18卷第9期也推出长篇文章《达尔文主义:生物学的帝国主义?》,指出“达尔文主义统治了学术和媒体”;此外,美国西北大学从20084月开始举行了为期4个月的“达尔文时代的设计:从威廉·莫里斯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文化艺术系列讲座。20086月,美国《人性:一种跨学科的生物社会学视角》期刊第19卷第2期推出三位新达尔文主义者合著的长篇文章《对文化进化论的五大误解》。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尔文主义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版本,新达尔文主义作为版本之一正逐渐升温。而且,这一达尔文主义的最新版本内部也是门派纷争、阵营林立。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他的论文《理性的沉睡》中预言到,“后现代主义也许就要出局了,但我想某种新的东西将迅速填补巨大的美国学术市场。它如果不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话,就会是其他东西——达尔文主义对现实一切事物的解释。”新达尔文主义则无疑充当了这种填补美国学术市场的角色,因此布兰迪斯大学的教授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在《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20083-4月第45卷第2期《新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一文中指出,“最近几十年,人类被后现代怀疑主义所束缚,然而,达尔文主义,带着他们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当中所取得的天才进步的十足信心,开始将目光投向将人类从后现代主义的肆虐中拯救出来。”
    复杂性、信息和设计国际社团网站(http://www.iscid.org)将新达尔文主义定义为,“达尔文进化论的现代版本:孟德尔遗传学与达尔文主义的综合”。其初衷是试图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作适当修正,但随着这一学派的发展,新达尔文主义已经远远不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之中,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理论,而且这一学派内部在关于科学与宗教、人性与文化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旨趣。正是这种分歧导致了有很多学者主张应对新达尔文主义进行区分,不能笼统地进行批判。

“正统新达尔文主义者”: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考察人文科学


    新达尔文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威尔逊(E.O.Wilson),其代表作有《论人类本性》、《基因、大脑和文化》、《论契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其代表作有《自私的基因》、《拆解彩虹:科学、错觉和猎奇嗜好》、《上帝的错觉》;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其代表作有《达尔文的危险思想:进化和生命的意义》、《破除符咒: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宗教》;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代表作有《适应与自然选择》、《自然中的计划和目的》。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考察人文科学,倾向于把社会生物学理论提升为所有学科的主导原则。因此,古德哈特在《新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中指出,“在威尔逊看来,哲学在理解精神活动方面已经完全过时了,它应当屈从于心智与认识科学以及神经科学家”、“文化理论家应当让步给进化论心理学家”。
    这一派新达尔文主义者尤其对宗教有看法,不过态度上有温和与激进之分。丹尼尔·丹尼特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是温和的,他能接受宗教存在的事实,只是主张把宗教当作一个自然过程来处理。古德哈特在《新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中认为丹尼特的破除符咒有两层意思,“一是破除阻碍科学探究的宗教禁忌,二是破除宗教本身这一符咒”。而理查德·道金斯则被看作是激进的,因为他认为“上帝是一种错觉”、“宗教是一种病毒”,并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仰上帝要归因于人们“孩子的心灵”。他也被尤金·古德哈特等许多人看作是“倒置的原教旨主义,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对等物”。古德哈特在《新达尔文主义和宗教》中说,“在他们试图形成一种生物学的宗教理论的时候,新达尔文主义者却越过了自己能力的边界。由于对长期而又丰富的宗教历史的无知,他们是在做意识形态的事,而不是在做科学的事。”
    尤金·古德哈特是一位反进化论的宗教信徒,因此他对上述新达尔文主义者的评价几乎是否定性的。而奥格索普大学的伯纳特·洛维尔·斯东(Brad Lowell Stone)显然不同意这种偏激的评判,因此斯东在《所有独特物种中的最独特处》中用 “正统新达尔文主义者”这一更委婉得多的词来概括上述新达尔文主义者。斯东作出这种概括时,不是从宗教的角度,而更多是从自然选择、基因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出发。

“文化进化论理论家”:探索人类的特征

    除了“正统新达尔文主义者”外,另一些对物种进行更多经验思考的理论家,斯东把他们归入“文化进化论理论家”或“双重遗传理论家”。斯东认为, “正统新达尔文主义者” 在解释人性和人类的前社会行为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而“文化进化论理论家”在探索人类的特征,如人类的外延社交性、错综复杂的累积性文化和道德等方面超越了“正统新达尔文主义者”。斯东认为,文化进化论是以彼得·理查森(Peter Richerson 和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在各类论文和三本著作中提出的“双重遗传论”而出名的。这三本书分别是《文化与进化进程》、《并不仅仅是由于基因:文化如何改变人类进化》、《文化的起源和进化》。在这两人的早期思考阶段,他们都受到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社会文化进化中的变异和选择保留》一文以及斯坦福两位人口遗传学家卢卡·卡瓦利-斯福札和马克·菲尔德曼的巨大影响。另外一些与理查森和博伊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并对文化自然主义研究有过贡献的人,也可以归属于“文化进化论理论家”阵营的人物有:人类学家威廉·杜尔海姆、丹·斯佩伯、理查德·麦克尔里恩、约瑟夫·亨里奇;考古学家斯蒂芬·席南;心理学家米歇尔·托马塞罗;生物学李·杜盖金、大卫·雪林·威尔森;哲学家艾利奥特·索伯、金·斯蒂尔尼、理查德·乔伊斯;以及行为经济学家萨缪·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恩斯特·费尔。
    这些人认为,基因和文化是对自然选择过程开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遗传形式,自然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对基因和文化变异起作用;文化虽然也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过程,但不宜在文化和基因之间作简单类比,文化有一种比基因更加复杂的心理编排;文化是储存在人的大脑里的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学习机制如教授、模仿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传递从同类物种的其他人中获得并进入人的大脑的。“文化进化论理论家”似乎有意回避宗教和科学这一敏感话题,而只把关注点投射在“文化进化”这一主题上,因而他们并没有遭到像“正统新达尔文主义者”那样被反进化论宗教理论家穷追猛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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