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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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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与教授治校  

2008-08-10 10:33: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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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

南方周末记者赵蕾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这是带着些理想主义光芒的法学院。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 

    再多的博士点和国家学科基地,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孙笑侠说,关于民国时期东吴和朝阳两所法学名校,人们记住的是,“朝阳的学生都在法官席上,东吴的都在上海滩当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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