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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学术人生

 
 
 

日志

 
 

《经济学三人谈》选读——再谈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2)   

2007-08-12 00:42: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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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经济学三人谈》选读终于贴完了。这个谈话也许不那么学术,但涉及到经济学界的一些“争斗”,在过去的一、二年里,刘国光、丁学良、郎咸平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对这些批评,按国内媒体的说法,经济学家出现了“集体失语”。我在谈话中对这三个人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观点不论对错或是否合乎你的胃口,但我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立场,而且至今不变。

 再谈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2) 

    叶:我们三年以前已经有过一次对话,三年之后再重拾这个话题,它的必要性在哪里?我个人理解,这三年来,尤其是最近一年来,确实产生了一些经济学家必须予以认真回答的问题。第一,刘国光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那篇文章,从左的方面对中国经济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经济学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这是不对的;他主张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老路上去。第二丁学良最近一系列的文章,从右的方面对中国经济学提出了质疑。按照丁学良的看法,现在中国经济学还西化得不够,因为他认为只要你还没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文章,你就还不是经济学家。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郎咸平。郎咸平自己也是一个在西方接受训练的海龟,我认为他的批评是从问题的角度来的。郎咸平认为中国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出了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回到原来的路上去,因为改革可能错了。根据媒体和网络的说法,面对这些质疑,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了。确实,这一年来,我并没有看到对这三个方面的强烈质疑的正面回应(虽然也曾有过一些情感性的回应)。这样,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很意义,我们要尽可能从正面在学理上做出回应。从一定角度来看,这三个问题也确实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提出来的,它们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能有其意义在。我们可以就围绕这三个质疑,正面地表达我们的看法。事实上,经济学界也确实需要对此有个比较正式的回应。我归纳了一下,这三个质疑实际上包含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从刘国光那篇文章来的,就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本身的学科性质是什么?我觉得,刘国光的质疑只是一个爆发,事实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而不能一味跟着西方走。比方说,西南财大刘诗白主编的《经济学家》这个杂志,始终都有一个栏目从来没有中断,这个栏目就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这也就是说,在学术界一直有一个呼声,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自己的经济学。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刘国光所说的回到马克思,只是说要建立一个对西方经济学有所批判的中国经济学。因此,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究竟有没有“中国经济学”。所有搞经济学的人,对此都必须有一个态度。如果有,我们要重建的就是“中国经济学”;如果没有,那又怎么办?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

    第二个,是根据郎咸平的质疑而来。郎咸平带给我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需要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郎咸平的观点我并不赞同,但他看到了国企改革中的问题,包括国有资产的流失、新的腐败形式等等,他的眼光是尖锐。但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的问题意识就是这样吗?中国经济学家究竟要关心什么?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去搞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经济学家,如果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对经济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利的。

    第三个问题来自丁学良。丁学良从反面向我们敲了警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应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丁学良的标准只有一个:在西方主流刊物发了文章的就是经济学家,没有文章的就不是经济学家。这种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买办的标准。经济学的发展,不能把自己发展成为殖民地,肯定要本土化,那么如何本土化?

    对上述这三个问题,我们都要做出回应。

    汪:第一,我比较赞赏你这种直来直去的风格,不去考虑后果,因为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第二,这三个人的言论中反映的问题,其实经济学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如果还有人说,中国不腐败,或者说腐败不那么严重,再不会有人相信了。十年前可能会有人这么说,那时还有人说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现在也不敢了。今天我们可以正式提出我们的看法,就是中国社会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韦伯所说的政治型资本主义的问题。韦伯早就说过这话,只不过没有人看他的。政治型资本主义,就是政治权力和金钱势力结合起来掠夺资源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这是很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钱颖一把它称为恶的资本主义。这种状况其实已经有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种看法已经是主流的了。

    这三个人与经济学家的区别,只在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都同意中国社会是存在这些问题,但在解决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第一种解决方法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太苍白了。正如刚才卫东刚才讲的,主流经济学家说“这是自然的阵痛”、“是新社会从旧社会的母腹中诞生出来时不可避免的”,这是些什么话?!万一“诞生”出来的是一个怪胎怎么办?如果诞生出来的不是理性资本主义,而是政治资本主义,那就完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解决方法,或者至少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法。

    第二种解决方法是更加不负责任的解决方法。郎咸平最近在清华发表了一系列荒谬的演说,宣称政府就是应该集权,这是胡说八道,完全不负责任,哗众取宠。对于郎咸平的言论,我暂时不想从学理上挑它的毛病,我先不去和他争论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的人品极其糟糕。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人,本文人能够把私生活和学术完全分开(例如罗素),如果郎咸平是西方人,我就不说话了,但他是中国人,我就要说了。你郎咸平出了这么多的私人问题,还来说这么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不是很可笑吗?!所以周其仁讽刺说,真可笑,中国13亿人的根本利益,居然被这样的一个人代表了。郎咸平居然是最先进的三个代表了,这太可笑了。这是第一点,对他人品的不信任。然后是学术上的,我不是郎咸平所在这个领域里的专家,但他那个领域的专家,通过朋友转告我,郎咸平在学术上也不可信,他在Journal of finance,金融学最高期刊上发的文章,里面的模型不科学,不能用他的数据重新得到他的结论。这是坑蒙拐骗,应该报到方舟子那个网站上去的。虽然我这里说的这些都是转述,但都来自很可信的途径。总之郎咸平是一个非常不值得信任的一个人。这是第二种“解决方法”,极端不负责任。

    第三种“解决方法”,是刘国光的。刘国光在改革开放早期是有很重要贡献的,因此中国四大改革功臣,他列第三位,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对他个人我不敢妄评。在这里,我只是接上卫东刚才的话题说一下,刘国光如果要用那种方式来“挽救”中国经济学,他至少要先补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理路,一个是卢卡奇,另一个是新马克思主义,他至少得先把这两个弄清楚了,然后才到哈贝马斯。(叶航:还有金迪斯、鲍尔斯呢,他们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等他整理完了这么多聪明脑袋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路上的种种学说,说不定他自己就放弃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是拆解的逻辑,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就是哈贝马斯,也只能是批判理论,这没有办法,只能批判,通过批判获得解放。我个人对刘国光的回应就是这样,他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中国市场经济拆了,这是很糟糕的,是灾难性的。然后是丁学良,刚才我已经骂过他了,不再骂了。

    叶:对上面我总结的这三个问题,我先谈谈我的看法。刘国光的文章,提出了“究竟有没有中国的经济学”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讲了,实际上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有一个潜流,强调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我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应该有所谓“中国经济学”的。

    汪:但它是社会科学,不是科学。

    叶: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有区别。人文科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这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说的,但社会科学不同。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不应该有所谓“中国经济学”的。我很难想象有“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和“美国物理学、美国化学”,科学是无国界的。

    汪: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无国界的部分,止于其超验正确的部分。

    叶:我知道你要说的话。我要说的是,经济学确实要本土化,但本土化不是要创设一套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而是从中国本土提炼出来的东西要融入到经济学整体理论框架当中。我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是这样一种模式。我始终坚持经济学要作为一门科学,只有世界化,才能中国化,才能利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如果谁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的增长之谜,他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们知道,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应用型的奖项,它是关注纯理论发展的。在我阅读范围之内,所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包括刘国光,也包括林毅夫,还看不到有什么超越了一般经济学理论的特别的东西,要不然就能够提出能够补充经济学理论大厦的东西了。因此,我认为,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脱离经济学一般发展规律的“中国经济学”。对于“有没有中国经济学”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二个问题。我对郎咸平的基本判断是,他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我绝对不能认同的。要把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全盘否定,回到原有的计划经济,甚至回到政治上的独裁,对这种看法,我是坚决反对。郎咸平犯的根本性错误,列宁早就讲过,“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改革是出了问题,但不能把改革的大方向否定掉。计划经济对个人自由的窒息和钳制,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能想像的。无论如何不能回到没有自由的时代。中国不需要政治精英来替每个个人来做决定。

    汪:我们不懂郎咸平那些商业公司治理的理论,但我可以补充一点,对于他提出来的(我们也都同意的)这些问题,他的解决方案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什么呢?他这里有多重的不负责任。第一,他要让中国人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是很不负责任的;第二,他理论上也不通,在新政治学这个思路上面,布坎南、阿罗,以及阿马蒂亚•森等这些严肃的经济理论家,都正探讨解决的方案,他们正视社会不公现象,试图通过政治方案来解决社会不公,但是政治方案的达到非常复杂。这三位理论家,从直觉上、从理论上,都认为应该警惕政府权力的扩张,而不是像郎咸平所说的那样,毫无警觉。这不知道是因为郎咸平个人品质上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在学术上是完全不通的。郎咸平要求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上,这完全是不负责任。布坎南、阿罗、森这三位理论家从1950年代就开始探索如何在政府权力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个人自由不能不受限制,不然会出现勾结权力的自由、压迫其他人的自由、杀死别人的自由,而政府权力更加要受到限制。总之这两方面的权衡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学理问题,整个新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框架,就是在这个问题意识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投票理论,不可能性定理,通过不可能性定理揭示出来的偏好的种种限制,等等,这些学理性的问题,郎咸平懂什么呀,他知道布坎南吗?

    叶:郎咸平的专长是金融财务,但他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不懂新政治经济学,却贸然地提出这些方案,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郎咸平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荒谬性也事实上也是一个警钟:在今天,经济学家应该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作为一个学者,不能片面地去迎合大众的偏好,你不能只满足于大众的常识。社会不公问题,大众都看到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只是迎合大众,那还要你经济学家干什么?你得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分析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不能盲目,你必须提供一些经济学家的见解。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讲的,既不能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对大众的痛苦麻木不仁;也不能像大众一样,只发发牢骚,而要引入适当的学术资源。现在看中国的学术期刊,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几乎完全没有引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资源。新政治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的许多问题。

    第三个,是丁学良的问题。我同意丁丁的讲法,丁学良完全是一个学术买办和学术殖民地的心态。

    汪:学术买办的职能就是要把中国这个地方变成学术殖民地。所以他只能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发表这种言论,北京就肯定不买他的帐。

    叶:刚才讲到,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学不能本土化。面对中国的问题,必须能够利用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陈锡文这些人写的文章,西方主流杂志是不会发表的,因为话语体系都不一样。我认为丁学良的判断标准是一个伪标准,他的结论是完全不可信的。本土化的问题必须要结合中国。所以对于“有没有中国经济学”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没有中国经济学,但经济学必须本土化。现在有些海龟,对中国问题一点都不理解,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

    汪:我有一点补充。并不是所有海龟都这样。清华大学招聘回来的最近这几位海龟,白崇恩、李稻葵、陈志武等人最近在《比较》杂志和一些会议上的文章和言论,说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不再隔靴搔痒了,有一定本土意识了。

    叶:另外,在一个问题上我同意史晋川的说法,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类型,有些专攻理论,而有些专注于应用。在中国这两者都是需要的,而纯理论的经济学家是少数。经济学没有国界,并不是只有西方人才能站在最高的讲台上,中国人也可以进入到最核心的学术前沿与他们竞争,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我希望年轻一代要有挑战主流经济学现有理论范式的勇气。同时,应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中国也非常需要这样的经济学家。怎么能说中国没有经济学家呢?丁学良的全盘西化的标准,只是一个学术买办。

    罗: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内在可能有点矛盾。你这样可能又会陷入到“西体中用”这个框架里面了。你觉得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是全球的,而问题是中国的。我觉得,这个说法,与我们这两年讨论中得到的一些东西,是有些冲突的。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经济学这个概念,是个集合,像丁丁刚才讲的,是复数的经济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经济学。很多人谈论经济学的时候,以为对方讲的经济学与我自己所理解的经济学是一样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例如布坎南,他就是从维克塞尔这样非常本土化的北欧经济学家那里汲取了重要资源,维克塞尔身为瑞典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理解政治过程和经济生活的全新视角。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世界是一个集合,是所有国家经济学家的共同贡献,中国经济学就是属于这个集合。一方面,我们不否认西方现在一整套的范式和工具能解决某些问题或问题的某些方面,比如说价格机制、短期问题、小尺度问题等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这个文化类型中累积出来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往往是现有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这个经济学是单数的)力所不逮的。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怎么样才能既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拒绝学术殖民主义,构建一个既融入世界经济学大家庭,同时又有鲜明自己特色的中国经济学,这是很重要的。比如像当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给出了帕累托效率的概念,而一般均衡概念,则是法国经济学的贡献。一般均衡概念,确实只能在法国这样的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中出现,这是与法国民族特别擅长于居高临下看社会这样一个传统分不开的。而奥地利学派则讲演进。所以我认为经济学是一个大合唱。中国经济学要唱哪个声部?既能够与世界经济学形成一个曲调,同时又能够有自己的特色。可以把世界经济学理解为一个交响乐,中国经济学家在其中演奏一个乐器,比如说二胡。并不是说所有人凑在一起拉二胡就是经济学了,也不能摆上一百只钢琴。中国自身的民族性、文化性,对经济学家提出了那些挑战,是值得重视的。

    丁丁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你受到西方的训练太深,讲着讲着就会偏向西方传统。经济学中各种专门性的分析工具,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贡献。但这些工具是怎么贡献出来的呢?基本工具的应用是一回事,基本工具的创造更加关键,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掌握了一整套的主流范式以后,还没有创造性行为?能不能有我们自己理解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一整套范式和工具?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叶: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矛盾。一个学科必须有一些核心的假设和基本工具。西方经济学,“西方”这两个字早就应该去掉了。马克思也是西方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叫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学家所做的“理论贡献”,有没有理性选择这个核心?卫东刚才举布坎南的例子,其实布坎南也是可以归到理性选择这里面的。这都没有问题。你看物理学发展到今天,各个国家的科学家都做出了贡献,但物理学仍然是共同的科学。

    罗:你有点误解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自然科学仰仗于纯粹脱离现象的思考或实验手段,但社会科学不是这样的,社会科学所有的问题都是严格地长在自己的历史当中的,而且所有思考的主体也是长在历史当中的。我可以告诉你,甚至经济增长有没有必要、资源配置应不应该有效率,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是文化的。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某些情况下中国的老百姓是可能会放弃效率的。

    叶:对主流经济学核心假设的一些挑战,来自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这也涉及到文化的影响。

    罗:我的意思是说,西方经济学的起家,是长在英国问题的树上的,而英国问题就是实现国家富强这个目标,这样经济学就把所有发展中国家带到英国的游戏规则当中了。但是在英国出现之前,中国是不强调国家富强的,中国是强调稳定均衡的。经济学一定是历史的。

    叶:正因为是历史的,经济学不能停留在英国时代。现在主流经济学的中心是在美国了。

    汪: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观点恰好反映了社会科学的内在矛盾。社会科学夹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人文科学是非常特殊性的、本土性的,而自然科学的主体间客观性是非常广泛的,你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的东西,另一个人,只要他没有长一个猴脑子,他也就认你看见的那些东西,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社会科学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的,靠近人文。我个人赞同复数的经济学,但我得强调,叶航说的普适的科学是存在的。例如,像米塞斯那样普适的经济学,它作为单数的经济学是存在的,当然,它仅止于米塞斯在新康德主义式的推导。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假设了“实践理性”和“交换学”,即假设有实践头脑的人在交换中获取最大利益,往下推导。那它一直推导下去,能推到哪里呢?就是后来亚马蒂亚•森所承接传统,即作为工具价值最大化的理性和作为逻辑自洽性的理性。这两种理性可以推演到经验世界的边缘,再往下推,就进入到经验世界、现实世界了,米塞斯主张就停在这儿,因为那不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了,而是企业家和政治家的任务了。

    我觉得叶航坚持的“科学”,就是米塞斯的口号;而卫东讨论的部分,则类似于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在参与20世纪30年代大论战后,在1939年到1943年间开始背离米塞斯时的观点。哈耶克认为米塞斯太康德主义了,太非历史了,他开始反思。哈耶克由此就进入了现实的经济社会,而他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就是英国及欧洲的知识分子全体转向社会主义。他觉得这不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哈耶克的经济学受到了他对现实关注的强烈影响,但他留了纯粹学术的一部分,那就是《感觉的秩序》,这也就是叶航沿袭的思路。终其一生,哈耶克始终认为《感觉的秩序》是他唯一的学术著作。这是哈耶克坚持科学性的体现。我觉得这两方面的争论可能会永无休止。哈耶克和布坎南就争论过。布坎南认为哈耶克一味尊重传统、相信自发秩序不对,不能止步于此,要更积极一些,要塑造传统。

    叶:如果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话,库恩“科学发展的范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思路。经济学虽然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就其科学内核来说,科学理论的竞争是类似的。我们拿物理学来做说明。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出来,无非是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将旧的体系完全取代,就像当初的“燃素学”,因为不科学,后来就被完全抛弃了;另一种结果是新的理论体系包容了旧的理论体系,就像爱因斯坦相对论与牛顿经典力学的关系那样,相对论并不排斥牛顿办学,则是把牛顿力学包容在一个更一般化的框架内。我认为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一个思路。到今天为止,我还不能想象理性选择这个基本框架是完全错的这种情况,当然也不是说它就绝对正确。经济学的发展是新的理论不断地对这个框架进行修正、使之更一般化。我们跨学科中心所做的工作也正是如此。我们关注桑塔费学派,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传统的理性选择框架是一种包容,而不是完全否定,这是一种扬弃的过程。我们看鲍尔斯他们的文章,会看到他们只是使理性选择的框架包含更多内容,例如说,他们把道德、价值、正义感、意义包容纳入了理性选择的框架。这种努力是要建立一个更一般化的体系,而不是跟传统完全割裂。我觉得这正是未来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当然,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对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创新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可以参与经济学最核心理论的创新。这个观点与卫东并不矛盾。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对最终形成一个更一般化的理论体系都有贡献。库恩的“范式革命”就是这个含义:不断加入新内容,最后的框架既能融合原有的理论假设,又能解释原有假设下不能解释的现象。我已经看到现在经济学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势头。

    汪:请允许我稍稍为卫东辩护一下。我从伯兰尼那本《个人知识》说起。迈克尔•伯兰尼是四个领域的大家:医学、化学、生物和哲学,他这本《个人知识》我以前读过,但没有十分留意。最近林毓生反复引用伯兰尼,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林先生肯定在伯兰尼身上下了很多工夫,不然不会反复引用。卫东的立场可以引用伯兰尼来进行一些辩护。卫东的对立面就是丁学良。照丁学良的观点,不用说什么经济学的本土性了,就往那5份经济学顶尖期刊上投稿吧。丁学良自己的逻辑倒是彻底的,他并不是说只有美国的期刊才是标准,中国的期刊,比如说《经济学季刊》只要将来被国际承认是顶尖期刊之一,也可以,那是竞争的结果。他只是认定全世界的学术共同体就只认这几份期刊。他说他也有宗教感,也许这就是他的宗教感。但这种宗教感肤浅,是盲从。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有他自己一套学术根据的。但是,伯兰尼这个观点(这也是林毓生生造十分强调的),恰好就能够消解卫东的立场与丁学良的立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说,真正原创性的科学家,他对人类一般科学做出贡献的方式是,受到具体情境的刺激,在他原创型的头脑中,激发出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创见),解决了特定时空的根本问题。注意,这里的“创见”是逻辑体系的、纯概念的,可以抽离出来,放在一个超历史的文本里,被不同时空的人阅读,这样才有了一代接一代科学的积累。中国人要想在自然科学或经济学最顶尖的杂志发原创性的文章,就一定要遵循迈克尔•伯兰尼总结他自己上半生的科学研究生涯得出来的这个经验,这就是说,一定要在具体情境的刺激之下,才可能有原创性的一般真理被创造出来。如果伯兰尼这个说法可信的话,卫东和丁学良的冲突就可以解决了。经济学是有本土性:为了有一般性,首先要沉浸到本土的社会情境中去,接受本土社会情境的刺激,才能激发出原创性逻辑建构。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叶:是的。伯兰尼的观点能够给出一个较好的综合。但卫东得先承认有一个一般化的经济学。

    汪:这方面的文献是我分工阅读的。经济学的一般化发展趋势可以从这几年诺贝尔奖看出来。2000年以来,有四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都颁给了一个方向上的经济学家。用阿克劳夫等人的话来说,这个方向就是,在人类处理手段和理解世界的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对人类行为作了一个完备理性的假设,这是非常强的假设,而且远离真实的人,等到人类处理手段和理解世界的能力逐渐完善起来以后,我们就可能找到新的数学工具和物理(探测)工具,把人在所有特定场合中的行为,处理为理性程度不同的连续谱系下的行为,加以解释。逐渐地,从完全是疯子的行为,到像上帝那样的完全理性的行为,都可以解释。这是经济学从极端理性的假设出发,逐渐解释更广阔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这几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行为经济学、到实验经济学、再到神经元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等。这是我从这几年诺贝尔奖所引发的热潮里面看出来的方向,至于以后,我不知道。所以,我同意确实有一个一般性的学科发展趋势。但是很可悲的是,国内经济学界对此似乎不屑一顾。

    叶:不过,也不能要求所有经济学家都来做这个工作,这最终可能是少数经济学家做的事情。但这些工作总要有人做。

    汪:问题是这样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大学里的教授就满足于教书的收入,不用到外面胡闹,那他就会认认真真地把这些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最新理论作为课程开出来,教给学生,这些学生并不会全部都来研究理论,他们可能进入政府、进入公司,但他们都已经带有最新的理论准备了,然后他们再受到具体情境的刺激,就可能激发出原创性的逻辑建构出来。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谁是天才,谁能够提出理论创见,这是偶然的,天才的头脑受到具体情境的刺激,就可能提出创见。西方的学术就是这样的,整个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不行,体制也有问题。这是卫东的话题了。

    罗:这个问题讨论起来非常复杂。经济学是所有分立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各自具体情境下做出贡献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可以整合的部分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清楚。当然可以整合得最彻底的是数学部分,但那里面经济学的内容又有多少。经济学所碰到的尴尬就在于,它被夹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中间,到底它的立场是什么?它前进的动力是什么?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认为,是工具的发生,对工具的处理形成概念,对概念学理性的思辨,最终形成一整套理论框架。这是经济学前进的标志,但形成概念的动力,肯定不是在这儿,而肯定是来自于问题。经济学家只有在碰到问题后,才会极力地去寻找现在还没有的概念,去处理问题。这些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们的非经济学化,也是一个趋势。从西蒙开始,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还会有生物学家得这个奖。这样一来,经济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老是其他学科的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经济学家的所谓共识,或者说经济学中可以剥离出来的稳定的方法和工具,还能不能成立?

    叶:我有一个看法。老的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它们的许多结论,确实是从心理学、行为学中照搬的。但是要注意到,桑塔费学派已经把从经济学外部利用心理学、行为学来解释的这些问题,又重新拉回来用经济学理性假设来进行解释了,当然,这里的理性假设是更加一般化的、经过扬弃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弗农•史密斯才会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抛弃传统的实验经济学,创建神经元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进路,是试图从一个更大框架来重新解释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这个思路的变化,与早期的实验经济学的进路有很大不同,它不再用外生的理论来解释,而纳入到经济学的主流思考范式中来思考。正因为经济学前沿有这样的发展,我才更坚定我的想法,即有一个统一范式的演变过程。我断定,随着弗农•史密斯的转向,随着神经元经济学的发展,传统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用外生的心理学、行为学结论来解释是不深刻的,也很难被经济学共同体所接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很难被接受。而神经元经济学不一样,它是力图用更一般化的假设来解释当初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用外在因素来解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此,神经元经济学是从学科内部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来回答当初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提出的一些质疑,而不是像传统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那样从学科外部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资源来加以回答。所以,我认为,经济学最前沿的学术发展,恰恰证明了库恩的范式革命。不然,如果经济学老是用心理学、社会学来解释的话,就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

    汪:我插一下,神经元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神经元经济学的创始人弗农•史密斯这几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来,他最终似乎是想论证这样一件事:人的行为在宏观层次上表现出来是理论选择,但在微观层次即神经元的层次上,可以看到的则是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一堆杂乱无序的东西,经过互相组合,就呈现出一整套的理性秩序。所以弗农•史密斯到处宣扬哈耶克,但是他没有实验证据,这只是直觉,他通过实验看到每个神经元只知道局部知识,而140亿个神经元相互作用的结果,整个人就理性了。

    叶:这还有赖于这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原来的主流经济学有一个矛盾,在微观即个人行为的层次,和集体无意识的层次(即宏观经济行为),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行为金融学等学科一直强调,宏观层次上群体行为是无理性的,如荆轮效应、羊群效应等等。而现在神经元经济学是要在一个更微观的层次把所有这些行为都加以解释。这就是把原来理性不能解释的东西包容进来,加以解释,恰恰体现了库恩科学范式的革命。如果最终证明不能解释,那么神经元经济学也就宣布死亡了。人类理性就是要不断地对原来不能解释的东西加以解释。神经元经济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它是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一个更一般化的思路,尽管这个思路才刚刚开始,还有大量的问题有待解决。这就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罗:我认为恰恰相反,神经元经济学能够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的机遇非常有限。这里有一个丁丁讲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中国经济学本身的自觉性相当小,远远没有到达总体反省和总体自我批判的阶段。要等到中国经济学家形成对经济学一般趋势的共识,不知道还要多久。

    叶:我不指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甚至也不指望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西方受到经济学训练的这些年青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在西方接受训练的时候,正是主流经济学最兴旺的时候。

    汪:现在却正是被放弃的时候。

    叶:是的。因此,我也不对他们寄太多的希望。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这两年来的学术取向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尽管可能会很孤立。

    罗:我有个判断。在中国,现在受过严格芝加哥学派价格理论训练的经济学家没有生存危机,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有生存危机。而跨学科研究,则没有社会资源的支持,也十分缺乏学术支持。搞跨学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很悲壮的行动。而且必须要考虑到人的成长,丁丁和叶航都已经过五十了,怕找不到接班人。历史上许多学派都昙花一现,就是因为学术对人的生命周期的依赖。很多机会很难匹配。说不定再过五年,我们再来启动这个研究的话,所能得到的学术支持会大得多。如果到那时,你们还是现在这个年龄,就好了。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蛮悲观的。

    汪:我也是比较悲观的。

    叶:我要乐观一些。

    (以下谈话涉及到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略。)

    罗:我觉得还要必要再聊一次。我们今晚建设性的东西还不够。刚才丁丁引用伯兰尼,有了一些思路,谈到在基于情境的理论创新基础上本土性和全球化协调的可能性。但还不够深入,也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的细化,以形成我们的主张,要形成更高学理层次上的主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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