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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学术人生

 
 
 

日志

 
 

《经济学三人谈》选读——再谈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1)   

2007-08-11 02:31: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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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经济学三人谈》选读的最后一篇了,很多朋友已经向我提“抗议”了,说我偷懒。是的,这也是我当初的一个企图。当然,还有另一个意图,通过这些文章,你能大致了解《经济学三谈》的内容,如果你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兴趣,那就用不着花钱买这本书了[:P]

    本次对话2006年3月5日晚在杭州古荡秋水苑罗卫东家进行,参加的还有浙江工商大学许彬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的硕、博士研究生10余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博士研究生贾拥民录音并整理初稿。正式发表时,我根据录音和当时的情境做了全面修订。

再谈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1) 

    汪: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算是再谈了。很久以前我们已经谈过一次,那次谈的内容,后来分成两篇文章发表了,一篇是《本土问题意识上的中国自主性经济学》,还有一篇是《经济学基本范式的创新》。

    叶:是的,史晋川和黄有光还就相关内容作过评论。

    罗:前天丁丁发给我一个邮件,里面有四点,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好,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今天对谈的一个提纲。可惜我现在找不到了。

    汪:那我们就即兴发挥吧,反正要谈的东西我们都考虑了很久了。首先要回顾一下我们上次对谈的内容。

    上次我们是从“社会变迁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经济学”这个问题意识开始谈的,现实世界的问题意识是我们上次对谈的聚焦点。因为如果只是从西方拿回来一套现成的“完美”理论,却没有现实世界的问题意识,那会很成问题。假如有一个老师,根本不知道现实世界问题是什么,只管把现成的理论教给学生,而学生毕业以后进入政府,参与政策的制定,那不是祸国殃民吗?即使这个老师是纯粹知识导向型的,自身没有任何倾向性,只是努力当好一个教书匠,只管把知识教给学生,他仍然是不负责任的。这是第一种不负责任。

    不过,这种不负责任比起另外一种不负责任来,好歹还好一点。另外一种不负责任则是完全情绪化的。最近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了,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一位很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第一任系主任,《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JPE)的创刊者和第一任主编,他早在上个世纪就对这种说法提出过批评。他说,这个时代(即美国的1890年代),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保护弱势群体”就是社会良心,以致这成为一种时尚行为,大家都去赶这个时髦,无论是谁,只要他“关心”弱势群体,大众媒体就把他当明星来吹捧,但是这并不解决问题。这就像我们中国社会很多人天天挂在嘴上的“爱国”一样,你说你爱国,还不够,要看你怎么去爱国;你说你关心中国命运,但你说关心就关心得了吗?必须有真正的反思精神才行。所以劳克林呼吁对问题要有冷静的学术研究,就是说关注的“问题”要有学术意义,然后学者应该冷静地来研究它。但是,他这种纯粹学术导向的呼吁,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并没有人听。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跟中国现在差不多,也是已经腐败到头了。欧洲有位明星经济学家(据《比较》杂志说他将来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近在清华大学的演说,就说到这个事情。最近一期《比较》杂志,登了丽贝卡•梅涅斯(Rebecca Menes)的一篇文章:《限制掠夺之手:1880到1930美国城市的腐败和增长》,文章说当时美国的腐败,确实达到了顶峰。当然那种腐败,和中国现在的腐败,并不属于同一个等级,当时美国好歹还有一个民主程序,还有一个司法制度,虽然民主选举出来市长、议员在带头腐败。面对这种情况,社会普遍非常不满,所以劳克林才呼吁,要冷静地进行学术分析,不要跟着社会风气走,学者不要去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因为那其实是赶时髦。中国现在的情况,跟当时的美国有点相似。上一次我们谈“本土问题意识上的中国自主性经济学”,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

    叶:我们今天要先定一个题目下来。我记得丁丁你给我的邮件上,还是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的自主性”,是不是?

    汪:是有这个意思。但我那封邮件,是边想边写的,比较长,有一千多个字,有些内容现在想不起来了。但应该不是仅仅准备讨论我们经济学的,因为上次讨论后,经济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在这几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既然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次,今天为什么还要来再谈一次?得先交待一下背景。上次谈的时候,还没有人像现在这几位先生这样,发表过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还比较可信,他们说的话,社会大众还是觉得有一定说服力的。但现在就不同了,中国经济学家说出来的东西,大众觉得没有说服力,这也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有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原因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不愿意说话,他们觉得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理论上的,经济学家拿不出一个合适的理论体系,来解决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但这样一来,就不再仅仅是经济学的自主性问题了,变成了整个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现在中国顶尖的社会学家,比如说,清华大学的几位社会学家,他们见到我,就会说,你们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应该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情,现在全是社会学家在做了。你去看2005年《中国社会学年鉴》,里面全是经济学的文章,在谈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乡村发展问题、教育问题、移民问题,等等,这些在西方,确实都是经济学家要研究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去干什么了呢?中国经济学家分化得很厉害,这种分化有体制上的原因,比如说科研经费的引导作用,关于这个,等会罗卫东老师有很多洞见可以告诉大家。据我观察,中国经济学家80%的注意力是被体制内的金钱导向所吸引了,或者说,80%的中国经济学家只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他们只讨论中国经济如何增长,关心诸如外汇、货币、国际贸易、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等问题。从这里面,又有一些人从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这一块中分出来研究区域经济,但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研究区域经济钱很多,但你在主流的学术刊物以及重要学术会议上,见不到这些东西,这只是一种应用。除此之外,还有20%的中国经济学家是地方性的,他们搞“浙江经济”、“广东经济”、“西北经济”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很老式的、甚至是过时的经济学问题,而大量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却都由社会学家在做。社会两极化、教育、劳动力流动这些问题,都是孙正平他们在做(经济学家中只有李实等少数几个人在做)。所以,社会学家的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

    这不仅是经济学一个学科的问题,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情况,也是错综复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这四个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没有方向感,处在互相渗透、互相取代、互相重合的状态。这就给了一般社会大众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白养了这些所谓的社会科学家”,因为社会科学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社会学家中,有一些人关注贫富分化等实际问题,但他们被边缘化得很厉害。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所谓的“三农研究”。在“三农”这个领域,集聚了一批学者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研究老年问题的、研究人口问题的,现在都跑来研究“三农”了。“三农”研究似乎是一个能够回应社会实际问题的学术努力,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口号。

    本来,正常的状态是,每个学科都有它自己关注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例如,去听了政治学的几门课,你就知道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合理配置、权力斗争、国际政治格局等等;又如,法学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宪法和立宪、法哲学等。但我们这里不是这样,你跑到党校也有MBA,上次有人建议我一个朋友去浙江省委党校拿MBA学位,我就不明白,浙大的MBA不是挺好吗,为什么要到党校去?党校与MBA有什么关系?总之,中国社会科学状况就是,你已经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到底在干什么呢?说不清楚。所以,很多经济学院之外的学者,比如丁学良(他还算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学者),就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这是一个极端化的批评。而郎咸平的批评就是更情绪化的。

    中国社会科学的四个主要学科都很乱,对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社会。但是对于现在这种状况,你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原因来的,比如说资金配置、评价标准,又比如说知识分子职能与定位,这些方面都有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是指混乱就是糟糕,因为它可能是不得已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对最表层现象的观察,而且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观察,只是我个人观察所得(比如说我在北大校园里、在各个学科的主要学术刊物上,都看到这些乱的现象)。总之,各个学科都没有凝聚出来自己的核心问题,或者至少不像一个稳态社会中那么清晰。

    第二个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我们上次谈经济学“本土意识的自主性”,就是一个问题意识。今天我们要再强调这个问题意识。关于“问题意识”,在1980年代就有过争论,比如说甘阳和刘东之争;然后到19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学术型的知识分子登上舞台,像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李泽厚算是思想型的学者,有些人是纯粹思想,没有学术的)逐渐淡出,整个1990年代都是有博士学位的这些人在说话,这就演变成了所谓学院派。经济学也是这样。这样问题意识就变淡了。因为问题意识,需要对本土社会,对现实问题有深切的理解,而不能仅仅基于对西方社会的不那么深切的理解,把西方的理论套用到中国现实上来就可以的。到1990年代末期,有一场很大的争论。那场号称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其实很无聊。在争论中,我是处于中间的骑墙派。从发表的文献来看,争论双方其实都存在着“非本土”的问题意识。

    我先说被批判的这一方,即自由主义学者。新左派批判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矛头所指向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者,这主要是指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从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你可以发现中国主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说许多哲学家都谈到过的“错置情境的理论运用”。韦伯早就谈过这个问题,只要你错置了情境,对原来概念的运用就错了。主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他们问题意识的缺失表现在,他们以为从西方学到的那一套用以解释西方社会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的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他们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不能怀疑的,可以应用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也做统计分析,试图来证实这些理论解释。其实,即使在西方,很多经济学家也有同样的问题。阿克劳夫(Akerlof)指出,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以为,对真实世界的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真实世界的动作方式,这是错的。真实世界的运行,可能不符合逻辑,或者即使符合逻辑,也有不符合逻辑的一面。所以,仅仅照搬教科书的理论,就犯了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导言里面说的“错置问题情境”的错误。这是被贴上自由主义标签的那一派知识分子问题意识的缺失。

    在另一边,即新左派这边,根据我自己的阅读(我只读我比较尊重的那几位作者的作品,比如汪晖的作品,而不去读其他很情绪化的作品),我发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缺失更为复杂。一方面,与“自由主义”类似,新左派也犯了错置问题情境的错误,虽然他们的知识结构不是经济学的,而是文学批评的,或者来自西方的文论学派,或者有鲁讯研究的学科背景。他们简单地从这些理论出发,去评论现实,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也是错置了问题情境,当然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表达得可能很复杂。但新左派问题意识的缺失比主流经济学家更难描述。我在这里要引一下哈贝马斯说过的话。1996年,我到杜伊恩堡去找哈贝马斯,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国学者长谈。哈贝马斯很关心中国知识界的状况。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已经开始出现,但没有1999年以后那么明显。我向他作了如下的大致描述:中国有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这些权力仍然在试图扼杀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说市场制度,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腐败、官商勾结等“不好的市场经济”中会出现的种种状况;同时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又面临着传统生活方式和西方潮流的剧烈矛盾,出现了很多有强烈民族情绪的青年和学者,他们作为另一股力量出现;而新左派知识分子,在其著作中,一方面借助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资源,即所谓中国民族精神,来批判自由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描述腐败即权钱勾结的现状,和经济学家的苍白无力(经济学家对这种现状提不出解决方案,即使提出了什么方案,也是苍白无力的),来进行批判。这种双重性非常复杂。当我描述完了这幅思想图景之后,哈贝马斯就说: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组合。狭隘的民族情结和政治上的保守权力结合起来,去批判自由市场,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组合。在西方,左派虽然也批判自由市场,但他们没有这种“最糟糕的组合”。西方左派的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中国新左派把西方的新左文本搬到中国来,直接就在中国用,就会出现那种“最糟糕的组合”。这是哈贝马斯说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所在。

    以上是1990年年代末期的情况。我们三个人关于中国经济学自主性的对谈是在21世纪初了。其实“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或本土性)”这个口号,以前在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就有过讨论。我们三个在对谈的时候,只是借用了“自主性”这个话语,我们的讨论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讨论并没有学派上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讨论,其思想背景太复杂了,不仅涉及到思想与学派、学术与规范,还涉及到南方学者和北方学者的冲突。

    以上我讲的这些都是铺叙,还没有进入正题,但这些铺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家会问:上次不是讲了吗,为什么又来一次。我们上次对谈,只讲中国经济学的自主性,只涉及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不涉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因为那次争论的背景太复杂了;也不涉及南方学者与北方学者的争论,以及思想自由与学术规范的争论。到了现在,5年来整个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情况都有了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再谈一次。我就先铺叙到这里。

    罗:我接着丁丁的话题讲。丁丁刚才从中国大陆思想演进的角度对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必要性给出了一个说明。

    我觉得最近一两年来中国整个思想界的混乱已经积累到一个新的高度了。这不仅是针对郎咸平个人来说的,其实这是某种社会声音的集中反映。在改革问题上,郎咸平之所有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绝对不是因为郎咸平研究出了一个多少了不起的什么东西,而是因为郎咸平刚好在这个阶段上响应了中国社会的某种声音。其实郎咸平搞公司治理已经搞了十几年了,所谓的那些成果也是早就有的,但只有在这个时候抛出来才最有影响力。他对大陆国有企业改革的调查也搞了好几年了,他只是挑选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把材料集中地抛出来。对于郎咸平的理论本身,是不是自洽,他所做的调查是不是真实,在此我不想评价。但在郎咸平引发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主流经济学用以回应郎咸平的手段非常贫乏,其所能得到的学理性支持非常有限,即使有,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比如说,张维迎在和郎咸平的争论中所持的立场,以及他得到经济学理论支持都很苍白无力,得不到本土社会资源的支持。现在经济学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已经给社会带来一种误解,许多人认为经济学要么就是“道德败坏”,要么就是根本没用的,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样,很多经济学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在经济学界内部也就有点分崩离析的迹象。一些不那么信仰价格理论的人就开始有点怀疑起来;而坚信价格理论的人却坚持认为是现实错了,理论并没有错(但这样做就有些强词夺理了)。于是,整个经济学家群体的声望跌到了一个低谷。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的整体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在经济学受到批评的同时,社会学开始越来越强势,社会学家开始研究在古典经济学时代所有经济学家都非常认真对待的那些问题。斯密时代研究国家怎么富起来,李嘉图时代研究怎么分配、分配的基础是什么,小穆勒时代研究通过什么社会政策来缓解社会冲突,到马歇尔时代当制度基本均衡以后研究资源怎样配置最有效率。他们始终紧扣着时代。而中国现在,似乎确实是社会学家取代了经济学家在回应社会问题。但社会学也有问题,社会学内部没有像主流经济学整合得那么好,其内部冲突非常厉害。在社会学内部,马克思的传统、涂尔干的传统、韦伯的传统、托克维尔的传统,形成了四块,而这四块之间,可以说是相互不挨边的。

    汪:而且中国社会学还深受费孝通“本土”学派的影响。费老的“文化人类学”,不讲理论,只是描述。所以社会学家写出来的材料就是口述史,比如陕北某一个老红军怎么说的,写出来了,就完了。就只是案例调查。

    罗: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找个村庄蹲上几个月,描述一些东西。在社会科学内部,本来是由经济学引领整个社会科学。经济学本来最能与国际接轨,最有“学科尊严”,但现在它没有办法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回应,它也就不能获得社会支持了。理论必须回应社会,必须说明时代的重大问题。其他学科,即使没有专门的方法,但它做出了回应,就能得到支持。比如说社会学,就回应了几个社会问题。最近非常活跃的孙立平,在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整合等问题上积极发言,虽然在经济学家看来,他的发言可能非常幼稚,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了一个特定的客户群。社会科学发生了分裂,对此经济学家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他们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经济学家在连结问题和方法时有很多勉强的地方。这里关键原因在于,从厉以宁开始,很多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都是食洋不化的。高鸿业当年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厉以宁的批评,是很勉强的,但他毕竟还是说对了一点,那就是,厉以宁确实是不懂中国国情的。厉以宁在资料室自己学习多年,然后就编写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接下来的很多年就不再吸收经济学新理论和新知识,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厉以宁只知道个别的问题,而不知道时代的问题,时代的问题绝对不是个别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是非常整体性的问题。厉以宁没有整体性眼光,只看到一个一个各自独立的事情。厉以宁讲东西,从来都是讲一个事情,再讲另一个事情,分开来说的,这是天桥说书的模式。最后他滑向为一个特定群体服务。

    经济学丧失社会的支持,就是从厉以宁开始的,然后是整个北京大学。当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真对社会问题做出了回应,如李实。但李实更多是统计学的范式。经济学本来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学科,在社会科学的重建过程中本来承担着一个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而且它确实最有条件做到这一点。但中国经济学确实没有能够面向自己的问题,立足于自己的资源,与国际成熟的科学接轨,形成一个自由主义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史上,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早期是斯密和重商主义学派的争论,后来到了李斯特的时候,基于德国国家强盛的要求,从一个弱小民族如何赶超先进民族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与斯密不一样的贸易理论。这完全是基于李斯特对德国现实问题的回应,他深刻感受到德国民族面临的危机,他认为斯密的贸易理论,也许只是适用于先发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后发国家。李斯特是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其实德国学者的立场,一直到施罗德,甚至韦伯,都相当独特。韦伯是一个民族关怀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甚至已经有了某些悲怆的意味。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德意志民族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挣脱统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统一带来的正面效应,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韦伯就是对此做出回应,当然韦伯已经超出了狭隘民族主义,他认为德意志民族应该融入世界。这样一种关怀,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身上很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不考虑长时段社会转型的问题;中国社会学家虽然关注,但他们的研究范式落后,而且仍处于不断的内部争论当中。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还有一个过于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一点与美国社会非常不同。中国的经济学为什么不能承担回应时代这个任务?有人认为,就是因为它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刘国光去年的文章其实就是在响应这样一条思路。他的文章,通过讲“中国经济学在教学和研究中出现的偏向”,去解释经济学为什么失去尊严感。这是另外一个解释角度。但这个角度我认为是非常有问题的。经济学学术力量、学术尊严的丧失,其原因,即使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找,也不应该是刘国光那样的方式。这是肯定的。老一派的经济学家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刘国光不懂西方经济学,即使懂也非常有限,但他认为自己很有力地参与了中国改革,他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机制设计,而且中国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他就觉得他这些以马克思为背景的知识是管用的。到底是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管用呢?这是一个问题。

    汪:我补充一点。在以前,经济学界有个“三联学派”,因为当时经济学家自己没钱,就每年由上海三联的老总陈昕出钱来召开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家会议。在1993年的会议上,我在发言中就提出,中国经济学要承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怎么承接呢?得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个传统接续下来,在它前面还有卢卡奇等人。从那时到现在,又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部分始终没有补上,因为新政治经济学空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马克思的经济学对于回答当代中国的问题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理解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中国社会现在就是在资本和劳动这对核心关系上出了问题,这个社会既然已经被带入到了市场经济,马克思的“病理解剖”就很有用。当然哈耶克对马克思批评也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批判性的、拆解式的。光光批判拆解是不够的,人们肯定要问:如果真回到马克思主义,到我们还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了?这就要求建设,而不是拆解。刘国光的文章,问题就出在这里,它虽然是中国本土意识的,但是它开出的方子是拆解式的,它要把市场经济给拆了,因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强有力的地方。韦伯和他的同时代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过回应。然后到哈耶克时代就是完全建设性的了。中国需要一种建设性的方法,而不是拆解性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罗:刘国光为什么振振有词?原因是,正如丁丁所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是一回事,它不能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基础,根据对劳资关系的病理解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根本的这对关系已经出问题了,然后只有革命,把所有制根本改变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不是建设性的。刘国光自认为从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中找到了能够总体把握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些因素。但这其实可能中他把自己多年参与决策过程中的一些直觉和经验都当成马克思主义了。许多老一辈都有这样的幻觉,他们觉得凡是有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推理是倒过来的:凡是有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去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他们把信仰、直觉、经验,以及学术的东西全部放在一起一锅端。刘国光的文章就是把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解、他自己的直觉、他参与实际工作的经验,这些东西全部混成一锅粥了,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坚持。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回到杜维明这些人的思路上来。有相当多的搞中国思想研究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有很高国际视野的专家,包括杜维明,甚至林毓生在内,在某种意义上都有这种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资源当中,有相当多的东西是可以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的,但他们又不够自信。儒学太勉强了,它只适合中国农耕社会,不适合贸易时代。对现代发达的交易体系、新发展起来的国家功能转型,儒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资源?他们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其实对儒学本身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学家内部也是争论不休的。比如说,儒学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一直没有搞清楚。人大的张立文提出儒学的核心是“和”,儒家最大的特点是“和谐”,这与我们以前把儒学当“仁学”的概念又不一样了。这些人的理解非常切合官僚体制内部某种本土化的、强调国家利益的诉求。在中国国家力量成长起来以后,儒学要素的重组,已经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我感觉到这种重组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很有可能最后得到的是一种怪物,最终无论是其思想体系架构,还是体现在现实政策和制度上,都可能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最坏的组合”。

    这样看来,第一方面,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有水土不服的迹象;第二方面,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处境也是相当暧昧;第三方面,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本土资源又呈现出非常混杂的状态(现在道家、佛学的思想都重新开始泛起)。在这样一种境况下,作为一位合格的社会科学家,他的方法论立场是什么?他应该如何来回应社会?他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何在?他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让我们想起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文最后说的那段话:过去悠悠千年已逝,未来在等待我们写下什么。这是很悲壮的一段话。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回答,他的志业是什么?要实现他的志业,他用于处理问题的专门手段是什么?根据熊彼特的定义,社会科学就是要以专门手段处理社会现象,社会科学和一般常识的区别就是在这里。那么我们社会科学家的专门手段是什么?

    要讨论这个问题,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西方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问题,还是我们在推进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应用过程中的失败所导致的问题?这也就是说,问题的产生,到底是因为我们在推进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应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能扎实掌握好理论,以至于在一个与西方同质的现代化过程,不能把西方已经总结出来的理论运用到中国有规律性的现代化过程中去,还是因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形成的、基于希腊理性精神的一整套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中国问题(或中国现象)整体上产生了不匹配?或者匹配起来非常困难?这个层次的问题我们要首先理清楚的。这个不理清楚,所谓的“自主性”问题就不存在了。

    汪:卫东又启发了我,我还得补充一段。对西方社会科学内在理论危机的感受,在西方,丁学良的老师丹尼尔•贝尔是感受最深的一位,对此他专门有一本著作,叫《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做出了非常深刻的反思。没想到丁学良最近发表的这些唯西方主义的文章,一点反思都没有,简直庸俗。卫东刚才所说的两个可能,确实都有。一方面,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水土不服;另一方面,西方理论自身有内在的危机,对于这种危机,西方已经有很多大思想家在反思,去试图解决。而丁学良作为这些思想家之一的学生,居然对此熟视无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很可能他这学生没当好,他是一个很可疑的学生。

    罗:自主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需要探讨。现在看来,必要性问题,已经有一定头绪。因为现在有许多在西方受到过扎实训练的学者,确实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但是在解决中国问题方面,还是不行。那就说明,并不是西方社会科学本身的逻辑自洽性有问题,也不是它本身在适应西方社会方面有问题,而是到中国的应用有问题。

    现在有一个领域,令经济学家特别尴尬,那就是农村问题。在农村问题这个领域,早期的研究者,如陈锡文、林毅夫、周其仁他们,当时在没有掌握西方理论范式的时候,是如鱼得水的。他们早期进行的研究,并没有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

    汪:是的。他们是啃《资本论》出身的老师教出来的,如高鸿业、刘伟他们。

    罗:历史是很吊诡的。周其仁后来做制度经济学,他的经历与诺斯很相似。诺斯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转型,然后做制度分析,晚年又开始回应马克思当年关于长期变迁的一些问题。周其仁早期是从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出发来讨论农村的土地所有关系问题的,他认为,只有土地关系理清楚了,农民的行为才会调到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轨道上去,而在农民公社时代,农民的理性是破坏性的,最终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率的生产制度。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所主张的就不一样。周其仁去美国几年后,回来仍然强调制度,虽然后来他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传统了,但是他仍然受早年从制度入手去讨论资源配置这个思路很大的影响。林毅夫走的道路就不一样。而陈锡文,就拒绝接受现代西方经济学。

    在一次报告中,陈锡文就直接指出,中国的问题确实没有办法建模型。为什么没有办法建模型,这不是说技术上不可能,技术上也许是可能的,但现实问题变得太快了,很可能在你建模型的过程当中,能够提供的始终只是一些煞有介事同时却似是而非的东西。中国农村的很多真实问题,在信奉价格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甚至可能根本不是问题,他们没有兴趣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理想状态下,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这是一种非常傲慢的学术态度;或者即使他们承认这些是问题,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是非常数理化的、非常技术性的,这样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显得非常笨拙,笨拙得连一个村支书也不如,他们所动员的理论既没有说服力,而且解决方案很不经济。这样一来,社会公众就认为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即三农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没能发挥任何作用。这样经济学家就显得非常不可信。陈锡文说,现在最高层中央领导虽然也经常找经济学家来谈问题,对于那些技术非常好的专家,中央领导是尊重的,但是根本不会采纳其建议,因为在那些领导看来,这些经济学家根本不清楚中国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提出的有些建议实在太“离谱”了。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科学就很有特殊性,体现在“三农”问题上,就是实际处理农经问题的官员们脑袋里形成的理论框架,和经济专家的理论框架,很不相同。现在就有几个理论框架在竞争,一个是学院派技术专家的,一个是比较折衷的(像林毅夫这样的),还有一个是官员的。竞争的结果,至少在政治层面上看来,胜出的并不是学院派的理论框架,而是政府官员的理论框架。当然政府官员的成分也非常复杂,他们中间很多人是学院里面训练出来的(例如易钢就进入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学院出来的这些人思路也会变。总之,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面临着尴尬,这种境况相当有意思,这包括了在信念上的某种尴尬。

    陈锡文说,某种意义上,经济学家很冷酷。例如,中国目前面临的二元结构问题,刘易斯早就探讨了,结论是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来,这些问题是必然要发生的。既然是必然要发生的,那就没有必要去管它了,因为历史内生性地就会把它给解决了。如果你面对着8亿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承受着的如此巨大痛苦,却说“历史自己会解决这些问题的”,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你是不是还坐得住?对此,陈锡文很愤怒: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和市场自组织过程能够最终自发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政府不能去干预任何东西,而且在现实中,政府也真的就不表达什么,也没有一个可遵循的程序去解决这些问题,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农民流离失所,非常悲惨地承担着所有代价。

    汪:我再补充一点。这种单一的思路,在学理上也不正确。在学术理论上,有不同的思路,比如说韦伯的思路。韦伯用复数来描述资本主义。复数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韦伯先观察了资本主义的所有类型,比如说日本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德国的资本主义、北欧的资本主义,等等,然后他将这些类型分成了6种理想型或模式:第1、2种是西欧现代资本主义,有两种贸易导向的资本主义和金融投机导向的资本主义两种理想型,第6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第3、4、5种类型都是政治型资本主义,都是政治权力和金钱结合起来进行超经济剥夺。中间这三种类型都不是经济力量、也不是贸易造成的资本主义,就是权力的掠夺。因此,你不能轻易相信刘易斯的二元模型,并不一定能自然地过渡到农业人员只占2%的理想状况。“忍受这一段时间的痛苦吧,工业化完成就都好了”,这种说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韦伯早就看到了,资本主义6种模式中,有三种模式都是现在中国很可能会陷落进去的模式:政治暴力与资本金钱的结合。这在现实中国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很明显了,但有人就是不说话,而且理论上也完全无视这种可能。有6种可能的资本主义模式,其中3种是恶的资本主义,而只有2种是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光从概率上来看,你也不能忽视。只一味坚持二元模型的人,在理论上简直是胡扯。

    罗:为什么农村问题特别显示出中国经济学的无能呢?因为农村问题是真正的中国问题,城市问题则不是。城市化过程、城市的运营,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的城市相当薄弱,在中国古代,城市只是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韦伯就曾经对城市的各种类型作过详细的考察。真正代表中国本土要求的,也是当下中国不能绕过去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学院派经济学家可能会指责农经派学者视野不够开阔、研究不符合学术规范。不错,农经派学者他们可能就是街上用考虑钳拔牙的游医,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已经在治病了。那些受过西方正统训练的医科学生可能觉得这些游医不负责任,但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事实上,农民的牙已经疼得不行,等不及正规牙医了,现在不拔掉,他就已经不能吃饭,要影响全身健康。因此,农民不得不去找那些正规医科学生看不上的游医。现在,许多农经学者,被学院派的经正规训练的学者看作是乡下土法接生的接生婆,或者是用考虑钳拔牙的游医。但他们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这些解决方法也是相当痛苦甚至相当危险的。在没有更好的可以替代的解决方法之前,就只能用这些方法。当然有责任的学者,不应该满足于这种替代。一方面,乡村游医治病带来了高死亡率,另一方面,城里的医生却不作为,不下乡去看病,他们的看法,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危机就像感冒,会自愈的,以后机体的抵抗力反而会更强。似乎农民的痛苦,就像牙痛一样,疼得多就不会觉得疼了,或者牙齿自己会掉下来的――反正牙齿迟早要掉的。农经那方面的人,如陈锡文,不相信专家;而学院派正统主流经济学家,如田国强、邹恒甫,根本不相信搞农经的人对经济过程有真正的理解,认为他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经济行为是不懂的,这两种态度之间,有激烈的冲突,这两种倾向,都是需要避免的。在这两种状态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中间状态,或者有一个连接者?需要有一个超越于这两者之上的新范式,新的范式应当是扬弃这两种极端的结果,自主性的中国经济学是在这个扬弃的过程是构建出来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从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欧洲大陆,如德国和法国,表现出对主流经济学有限度的、然而是较强的抵抗。德国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经济学”,而只有“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有德国自己的文化含义的(北欧诸国也叫国民经济学)。日本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日本的经济学体系一直都保留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例如他们对产业问题有特别的兴趣,在这个领域,他们动员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许多力量,形成了有独特贡献的日本产业经济学,而不是一味完全跟着西方。有的人看不起日本经济学,如史晋川就认为日本没有经济学家,但日本经济学解决了日本的问题,这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家所不能解决的,因为日本起飞时候碰到的问题是美国经济学家永远都碰不到的。美国没有遭受到过日本这样的战争重创,美国用于帮助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在日本也不能生效,日本是在自己的传统里面找到了一些本土化的资源。某种意义上,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该做些什么是有一定启示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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