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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学术人生

 
 
 

日志

 
 

《经济学三人谈》选读——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2007-08-10 08:27: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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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23日,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在杭州枫林晚书店为“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的出版举行了一次小型研讨会。这是我们三人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由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汪蓉根据录音整理出文本的初稿,正式发表时由我根据录音以及当时的情况再做了仔细修订。出席这次研讨会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管毅平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的丁利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和在杭其他高校的硕、博士研究生20余人。研讨会的主持人为世纪出版集团的王志毅先生。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主持人:世纪出版集团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出版集团,包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艺术出版社、上海少儿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要以人文、社科、教育以及工具书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是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的分公司,主要从事人文和社科方面的书籍出版。2002年6月正式成立至今,累计出版了400-500本左右的书籍。近年来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三期,并于2006年9月23至24日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合作举办了首届全国新政治经济学论坛,又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作为世纪集团联合十几家出版社的力量创办的一个比较大的经典丛书系列之一,目前该论丛已经出版了两本,一本是2005年出版的《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另一本是2006年6月出版的《人类的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在国内学术界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下面,首先请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叶航教授介绍一下《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所出版的两本书的意义以及未来的出版计划。

    叶航:我先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三个特点:第一、它以译介国际学术文献为主,一本书围绕一个主题并配有长篇导读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全书内容;第二,翻译引进的文献非常新,基本与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同步,比如我们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收录的文献截止到2004年8月;第三、选取的文献都是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章,根据我们的判断,这些研究基本代表着社会科学未来5-10年内的发展方向。

    300年以前的西方启蒙运动,以科学和理性为旗帜,开启了所谓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技术分工同步,启蒙运动则带给我们知识的分工。这种分工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知识日益分裂成相互隔离的“碎片”。20世纪以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倾向的某种本能的抗拒。但这种“抗拒”就其缺乏建设性来说,是消极的、被动的。有迹象表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一场由哲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共同发起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正在彻底改变这一状况。300多年来,被启蒙运动所分割的传统的学科分工正在面临重新整合。这场新的“跨学科思想运动”将会把社会科学的研究带入什么方向?正在振兴之中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能为这场“跨学科思想运动”做出什么贡献?这正是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心研究工作的重点。(当然,对这场“跨学科思想运动”的前景,我是很乐观的。但丁丁和卫东也许有不同看法,他们比我悲观,等会大家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为了让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这场方兴未艾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我把目前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做了一个大概的疏理。总体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正在被日益打破。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应然”的范式,比如伦理、道德、公平、正义等等,正在日益被加以科学的、“实然”的研究。具体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美国著名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桑塔费研究院所进行的有关人类“趋社会性行为”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10年时间里,桑塔费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其中包括12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和非洲的十五个小型社会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行为实验。从2000年开始,由这一研究小组成员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表明,道德感和正义感是一种超越特定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情境的人类情感。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一个社会活动,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在内,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内心对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诉求,其价值将极大地被其中所包含的“非义”行为所抵消。桑塔费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趋社会性”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是“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的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内部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里的禀赋与品质。2004年2月,国际权威的生物学期刊表了桑塔费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的一篇重要论文《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在这篇文献中,金迪斯和鲍尔斯向人们介绍了一项他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即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距今20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人类狩猎-采集族群合作劳动的形成过程。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是人类长期演化过程中为了维持合作秩序必须具备的心智秉赋。这与传统的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关于“人性自私”的结论非常不一样。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多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的研究都支持桑塔费经济学家的这一结论。

    第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从脑科学、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人性的研究,比如神经元经济学和神经元伦理学。道德行为和正义行为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但这种行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桑塔费学派的重要成员、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博士猜测,如果代表正义的利他惩罚行为不能从外界得到必要的激励,那么行为者只能从利他惩罚行为本身获得预期的满足。为了证实这个假设,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使用PET即正电子射线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对这一行为的脑神经系统进行了观察。相关研究表明,位于中脑系统的纹体(striatum)包括尾核与壳核的神经回路,是人类及灵长类动物整合激励信息与行为信息的关键部位。如果利他惩罚的发生是惩罚者预期从惩罚行为本身得到满足,通过PET应该观察到这一脑区的激活,且惩罚行为的强弱与其活跃程度正相关。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大胆的推断。2004年8月,《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重要地位发表了有关这一实验的报告:《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实验报告认为,利他惩罚行为既不是一种像消化食物那样的自动机能,也不是一种基于深思熟虑、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理性行为。这种典型的依靠愿望诱导的自激励机制说明,人们可以从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事实上,这就是上百万年的进化赋予我们人类所特有的道德感和正义感。现代社会,包括支撑这一社会的市场交易制度和民主代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这种天性和禀赋。

    第三,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演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与心智形成规律的科学。它最基本的观点是,现代人的心理和心智结构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理性,作为人类心智结构的某种形态,只是非常晚近才形成的。从农业社会以来,人类脑部的神经元联结方式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我们现有的神经元联结方式实际上是几百万年演化的积淀。因此,演化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的结论,现代人的脑壳中实际上装着一副石器时代的大脑。我们要研究现代人的认知模式和心智模式,就必须回溯到我们祖先所处的时代,考察当时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祖先的神经元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解释为什么人类演化到今天依然无法完全在一个完全理性的框架下行为。比如母爱,是一种具有巨大演化效率的行为,但它不是人们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通过情感的形式、通过本能的形式来实现的。人类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也是一种类似于“母爱”的情感机制,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一种超越理性的人类本能。事实上,这些思想在早期的苏格兰学派和休谟的论著中已经略见端倪。

    第四,是人类学或考古人类学的最新发现,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许多重要发现。比如,2000年法国科学家在非洲肯尼亚境内发现的图根种原始人骨骸,也就是著名的“千禧人”,距今约600万年的历史。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远古的祖先遗骸。此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大约距今400-450万年。2001年,又有科学家发现了距今600-700万年的一具被命名为“迈托”的古猿(人)化石,但对它是否可以归入人类,目前还存有很大争议。这些发现,对人类的起源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工具的使用是人类最终摆脱其猿类祖先的关键因素。但现在出土的最古老的工具,距今只有200-250万年左右历史。这样,在人猿分离的演化史上,就有350-400万年的历史无法得到说明。在人类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以前,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人类脑容量的增长,并最终使人类摆脱了他们的猿类祖先?根据现有的考古人类学、古地质学的发现,踞今600万年前的一场地壳运动,也许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关键的事件。正是这场地壳运动形成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见到的、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地貌之一 ——东非大裂谷,它宽几十至200 公里,深1000 至2000 米,垣横7000多公里,如刀削斧劈一般从非洲东南部的马拉维一直延伸到亚洲西部的以色列,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6。作为这场地壳运动的直接后果,非洲西部形成了一系列高山峻岭,而东部地表则发生了沉降。隆起的群山阻隔了大西洋的暖湿气流,使非洲东西部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西部非洲,由于降水充足,仍然保留了原始热带雨林地貌;而东部非洲,则由于缺水干旱,逐步形成了热带稀树草原景观。正是这场将非洲一分为二的地壳运动,奠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非洲的原始古猿,被这一“变故”分成两群——“幸运”的那群,仍然生活在西边的原始丛林中,最终进化成了现代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而“不幸”的那群,被迫走出森林来到陌生的生活环境,从而踏上漫漫的、向人类进化的艰苦道路。所有灵长类原本都是树栖动物,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肢体结构、甚至心智结构都是为了适应树栖生活而产生的。在陌生的陆地上,他们失去了自然选择曾经赋予它们的生存优势。要适应新的环境,就必须演化出新的禀赋。这些禀赋包括食物谱系的改变、直立行走、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火的发现、语言的诞生、以及超越血亲关系的食物分享和合作劳动等等,这也是传统人类学通常告诉我们的知识。但传统人类学却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我们的祖先手无寸铁地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原始猛兽凶残的追逐与杀戮时,个体之间的合作也许就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合作所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而且还有他们的心灵,即他们的心智模式,这些心智模式就包含着达尔文当年在《人类的由来》中所论述过的关于人类道德感与正义感在人类起源过程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些人类起源的“秘密”,决定了今天的神经科学家和脑科学家们所观察到的人类神经元连接的特殊方式。

    在介绍了当今国际学术界“跨学科思想运动”上述四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后,我们再来回顾并展望一下我们主编出版的《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关于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就构成了《论丛》前两辑的内容,它就是我们已经出版的两本书:《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和《人类的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为了配合这两本书的出版,浙大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世纪出版集团还于去年(2005年)10月,邀请了桑塔费学派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来杭州召开了首发式。《论丛》第三辑,是关于神经元经济学的前沿研究文献,已经编辑完毕正在出版过程中。书名是《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大约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版(王志毅:估计要明年初才能出版)。《论丛》第四辑,是关于演化心理学的前沿文献,主要的文献都已经翻译好了,正在校对编辑之中,我估计应该可以赶在明年年底前出版。《论丛》第五辑,我们打算向读者介绍人类学、古人类学和古地质学的最新发现,现在正在筹划之中。

    以上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已经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几本书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方面说,它既鉴证了当前国际学术界这场方兴未艾的“跨学科思想运动”,也预示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明天和未来。我很高兴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这套丛书能够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因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很强的学术鉴赏力。听说,去年该书的销售量还上了北京万圣的排行榜。对于这样一套纯学术的图书来说,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的王志毅先生。他是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也是我们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的。作为我们曾经的学生,在本论丛前两册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不是他极其认真甚至几近苛刻的工作态度,我相信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东西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遗憾。作为本书的主编之一,我要感谢志毅的劳动减轻了我在此书出版以后可能产生的内疚。我想,这也是丁丁和卫东的同感。

    主持人:下面请汪丁丁老师发言。

    汪丁丁:叶航教授介绍的都是经济学之外的跨学科研究,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依然很难理解今天西方正在发生的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学转向。同时,我们还必须回答来自经济学家之外的社会学家的问题。记得冯钢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在社会理论之外的学科上呢?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为什么要靠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来支持我们的研究呢?《财经》杂志的常务副主编王硕曾经向我“抱怨”过他眼中的经济学家的“无能”——即便是那些最优秀的大经济学家也不如记者有用,因为经济学家永远不知道现实,永远依赖于记者的报道写稿子,所以不可信,这是我们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从主流经济学内部分化出来的经济学的行为学转向,典型的是2001年克拉克奖得主拉宾,2003年的Magluse,以及Steve Lavet等等,他们都在从事着与叶航教授差不多的将正义感、情感、脑科学引入经济学的研究,几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大学神经经济学中心的主任Glimcther教授。他的合作者Rusty Chinny2005年8月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杂志上主持了一期专号,在题为“神经元经济学:现状与未来”的导言中,首先引用休谟,然后比较斯密和李嘉图的巨大不同。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广告词中预示着自己写第三部著作《法学讲座》的计划,与他的前两部《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哲学原理》构成一个他所认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遗憾地是,遗留下来的只有学生的《法学讲义》的笔记手稿。Rusty Chinny在论证神经元经济学和斯密的关系时说道,比斯密的第三部著作没有完成更加不幸地是,李嘉图来了,从月亮上掉下来的李嘉图将经济学的锋芒彻底转到了“纯粹”的方向上来,将斯密意义上的复杂的经济学引到了“纯粹”的道路上来,而后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按照更加极端的主流经济学的看法,“经济学——从斯密以后——不值得读”(张五常语)。我们必须要用经济学主流阵营里面的批评来回答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体系,而我们自己的体系就来源于斯密,斯密来源于休谟。

    今天,不管是考古学的发现,还是生物学的研究,都不是斯密当初希望看到的经济学发展的依据。斯密是一位完全的经验主义者,从不作数学的推广。譬如,他谈国家,只谈警察,只谈苏格兰的经验生活。后来一直到马歇尔,依然不作数学的推广,依然延续斯密的传统,马歇尔只将他的数学推导放在附录里。所以,经济学的精髓应该在斯密和休谟,及其同道者。但是到了边沁、李嘉图,经济学转向了功利主义,偏离了斯密的原旨。Rusty Chinny要论证的就是,神经元经济学家今天提供的一整套新的实验场所和数据,只是为了回归到斯密的主题,将经济学从新古典的数理迷雾中拽回到斯密和休谟的时代。所以,苏格兰思想才是今天经济学家需要回溯的方向。在Rusty Chinny之前意识到这一点的经济学是Vernon Smith,2005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哈耶克的追随者,他一直努力要把主流经学的研究拉回到斯密。贝克尔——主流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出版了新书《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表示愿意随时放弃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但是由于他是用主流经济学非常弱的数学来讨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所以并不成功。所以主流经济学对这个核心问题的回应依然十分疲弱。

    我们经济学家在这180年间经历了一个循环,有着深切而痛苦的体恤。现在我们需要返璞归真。今天,我们可以很自信地回答,我们并没有将阵脚立在经济学以外的阵营上,我们有自己的祖先斯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阵脚。另外一个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阵营之内的批评,如果回归斯密的传统,就没有了单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选择模型和可验证命题,经济学就不美了。我想说的是,爱因斯坦当初将黎曼几何引入数学时就被希尔伯特这个当时的数学大师鄙视为“丑陋的数学”。但爱因斯坦需要美的数学吗?他是研究真实世界的,研究现实世界的人首先要求真,而后才是求美,这也是我今天最强烈的倡导的经济学原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美,哥白尼的“日心说”也不如托罗密的理论,不美。但他们真,首先有真才能有美。真——应该是爱因斯坦意义上的真,指的是必须在复杂性和简单性之间有一个艺术性的建模勾连。所以经济学家应当首先求真。但是什么是真呢?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逻辑真和经验真之间应该有一个勾连。经济学有自己的逻辑规律,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设:不变的偏好结构、不变的资源禀赋结构和不变的技术结构。当我们开始研究制度时,这三大基本架设就不得不面临着改变。在可变的制度条件下,偏好就要变,资源也要变,技术也会变,就不能再一成不变地运用新古典的三大假设。这时怎么办?当经济学试图扩展其疆域,试图去解释政治、解释制度变迁时,还能继续用供求平衡分析吗?还能继续用一般均衡分析吗?我们必须要改变基本假设,必须去寻找新的基础。阿罗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经济学家。

    最后补引一点庞加勒在《科学与假设》中所阐释的数学是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此崇拜数学,经济学尤其如此?庞加勒将数的概念、连续统的概念还原到人的眼球、肌肉、动作等一系列感觉的差异的比较上来。科学家求美的时候,面临的是经验世界呈现给我们的关系。经验世界呈现给我们一系列重要的关系,假如事件序列,从事件a到事件b到事件c,在这些观察的链条中,有一些事件的确信度极高,譬如太阳升起,导致温度升高,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公理来表示那些确信度极高的事件;第二个条件,我们关注的事件和我们已经确信的事件不是同一组事件,我们不研究已经十分确信的事件,譬如太阳升起,而去研究那些不能够十分确信却可能与抽象概念相对应的事件,这时才有数学在科学中的应用。我读出了一个天才数学家对数学的理解,以及他所理解的数学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对应。

    主持人:下面请罗卫东老师谈一谈。

    罗卫东:我们三个人的个性和研究方向总是有些不一样,叶老师是一直不断地在推进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从神经的角度去理解人的行为。对这个研究,我个人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一定是要积极地鼓励支持并予以配合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我同意丁丁老师的看法,很悲观地认为我们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人类有没有正义感,而是去研究如何定义人的行为,因为真正使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在于我们如何界定正义的行为,而在每个阶段正义的内容又都是变化的,譬如,古代社会习以为常的很多行为在今天的社会就不被允许。所以,关键不在于正义感,而应该是为什么会形成今天关于什么是正义的这样的判断,这是需要社会科学去研究的。人有没有正义感完全可以被事先假定掉,我们的社会不断地发生形态的转变,而且社会生活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无法在神经的研究上寻求到答案的。

    当然,关于正义感的自然科学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确定感,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类都能够有恢复正义的能力,我更倾向于把叶航研究的正义感刻画为合作的冲动,这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类都能够合作,从而对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给予解释,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就是在对社会行为的自然科学解释和社会科学的社会理论解释;另外,人类的行为确实又是具有目标导向的,这个价值问题是无法从神经角度加以阐释的。关于我们的意向性,关于我们活着的意义,这些问题都无法在神经科学中发问,而是哲学存在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思想家在年轻时从事科学的探索,到了晚年阶段更重视的是人生探索的道理,因为科学探索的解释在有些问题上确实是有限的,从而到了晚年更加转向一些更加形式化的东西,只有斯宾塞这样的人到了晚年依然在探索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个例外。到了今天,社会理论越来越转化到解释一些具体的事情,所谓“情境依赖”,更多地去讨论事件本身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与其他事件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社会科学更多的是历史的研究。

    苏格兰启蒙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始终建立在对人类的观察的基础上,更多的是通过不断的观察和内省来研究人的合意性。兼容了个人对情境的判断和列维纳斯的他人的观点,强调他人构成我的一部分(汪丁丁:列维纳斯的著名口号“他人是我的上帝”)。虽然这种说法带有信仰的意义,但实际上在西方世界学术分工发生之前,对社会的解释和自我的价值判断是整合在一起的,斯密的作品集也不例外。所以,斯密认为我们对他人的理解是人成其为人的基本能力和特征,一个完整的人既包括了对自己的考虑,也包括了对他人的考虑。叶航今天提炼出的利他和利己的矛盾以及斯密的悖论在斯密这里实际上是统一的。人就是具有同情共感的动物,对他人的情感具有天然的感知能力和反应能力,同时进入他的决策,实际上在他的《道德情操论》的很大部分是去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当然,更加符合、更加能够触动我们心理的、比精美而单纯的经济学更加逼近、同时也更加难以形式化的、具有整体性的这个径路后来不得不被抛弃,后来到李嘉图的形式化和简单化,最后到马歇尔的边际革命只是对前人的形式化总结一下,这样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简单化的道路,经济学的范式也就基本形成了。后来的思想家就很难对前面的思想家进行全面的评论,因为学术分工使得他们已经做不到了。10个人里面有8个人像瓦尔拉斯那样推崇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么就不难理解我们今天微观经济学的一般面貌为什么会是这般,这完全学术市场上的协同博弈的结果,也就是更多的人选择了斯密思想中的简单的、清晰的、容易形式化的、美的东西加以继承,而对斯密思想中更加难以形式化、也许更加有价值的部分渐渐淡忘了。实际上,《国富论》的前几章在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者眼中,也都是作为价格理论的最初的思想总结被阅读,后面的内容几乎无人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更复杂的谱系,包括福克森的理论、休谟思想的全面解读,经济学家都不感兴趣。所以,斯密被极大程度地误读了。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推动斯密思想的重新解读,斯密的整体性、丰富性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的。

    在我的阅读体验里,亚当·斯密每一个部分的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譬如盛洪特别推崇的在一个秩序已经建立的社会里,各个领域都需要精英,精英的存在如何形成一个更加高级的制度。实际上,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过。那个时代的学者们关注的绝不是一般的财富扩大,而是更加根本的人的福祉的问题。怎么样的人生是好的,怎么样的群体生活是好的,因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思考,因而我们把这些人当作思想家。学术分工后,我们已经慢慢远离了这种整体化的思想,这也是知识社会学自身的机制,使一个伟大的作品分割成了很多小的部分。每一个作品都是可以从多方面切入进去的东西。我们很不幸地陷入了一个专家的年代,也就是贝克尔所说的每个人对一个很小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样就迫切地需要整合,而社会从来都是整体的,我们如何才能从古典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超学科或元学科的角度出发。但是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如此庞杂的学科门类来打通它、驾驭它,并且给出一个包容它的解释。

    我们学校的跨学科建设一直处于困惑中。汪老师在这方面前进得更加深入,他把社会秩序的形成问题,把均衡和创新的问题勾勒出来作为我们社会面对的重要问题,然后从其他方面去寻求解释。这个难度我认为是非常大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跨学科的未来”。因为我们正在而且必将面对更多的问题,所以未来的问题很难谈。就拿经济学来说,今天的经济学有很多的雄心去解释一些本来就相当难以解释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深深地处于一种自卑当中,这两种倾向都是一种暴发户的心理——当代的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价格理论成形到现在也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又被当代国家功能的过度扩张而被拉整为一门显学。我认为这是一种躁狂症的幻觉,使得经济学自认为具备一种很巨大的能力去解答经济学之外的更复杂的问题。贝克尔本人到晚年的心态的变化,我认为特别反映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爆发性的显学的学科,当它碰到自己无法突破的问题时,它所处的尴尬境地。所以我认为经济学前进的方向必须改变,我们在科学上向前推进的时候,一定要追求多元化,而不能实行专制主义,像经济学自身的角度的不断更新,方法的不断创新,比如美国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不断呈现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突破和挑战(汪丁丁:连续三届克拉克奖都是授予这个方向的),至少是在它的边缘地带展开工作,不断地向未知世界拓展的学术努力,包括叶航老师的神经元经济学,演进一定是经济的,都是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这样一些东西,在我看来确实都还不能够取代人文科学的努力,因为这和人作为人的基本个性是分不开的。韦伯在讨论经济行为的时候,从来都是把它和意义联系起来的,从来都不是形式性地讨论经济行为,而是把经济形态与关于意义的社会理解,或者是关于观念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讨论这些东西如何成为系统的稳定的经济行为出现的本原,这样在把握经济史和长期经济行为的大尺度的时候就更加符合真实面貌。

    基于边际革命的简约的、依赖于微积分、很容易形式化的经济学已经终结了。但是,经济行为还在发生,在现在的范围内依然能够解释,但是能够解释的东西到了极限,现在遇到大问题时已经力不从心了。所以需要有更多的新创设起来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三个人曾经在2003年第一期的《浙江社会科学》上有过一个讨论,对中国在追赶、模仿、引进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无论是今天刚刚召开的新政治经济学论坛,还是北大发起的经济学年会,都出现过这种问题。比如,更加符合形式化要求、少些思想性、多些数据验证的更加符合经济学学术规范的文章,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广的这样一种形式化的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范式。这固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的理解,这样一种推广应该有一种边界,不应该成为一种专制,不应该只允许这么一种声音。因为专制的结果必然是被另一种专制所取代,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未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用一个兄弟学科——逻辑学的例子。六月份的时候,中山大学的鞠实儿教授在我们这儿作了一个《逻辑学的未来》的讲座,他谈道逻辑被认为是最确定的、最形式化的、最容不得质疑的科学;但实际上,逻辑学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了,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逻辑学了。他认为,真正的逻辑实际上代表了人类六种不同的文化。基于这个现状,他得出一个结论,即每个民族的说理方式都对应于一种特定的逻辑;所以西藏人有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萨伊德向以色列的坦克扔石头有他们自己的道理;每个民族都有它特定的逻辑,是和他整个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对其自身展开发问和批评。如果我们借鉴逻辑学所面临的多元化的困境,那么我们的经济学实际上也一样,就是一组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理解的符号系统的集合,但是这些符号系统的交集在哪里呢?至少我还不知道。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也应该是经济学,它无非是解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它也应该是经济学,应该和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平等地被包含在经济学的大家族中。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元结构把他们串起来?得到一个能够被大家所认可的整体的经济学呢?鞠实儿说逻辑学没有了,经济学在形式主义前进中会不会也像逻辑学那样遇到多个逻辑基础呢?如果有,那么问题就更复杂了。目前我们只能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是既兼有了历史,但又不是总体主义的。一般的兼容历史的学派都有总体主义的倾向,比如德国的兰克斯,都是事先设定了一个社会一代比一代好的前提,整个大陆哲学的传统,除了后来的分析哲学之外,都是认同总体主义、相互联系、整体形态转型的。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并没有这种倾向,他认同人的有限知识,包括休谟对人的心灵和习性的认识。国内现在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还记得上次和杜维明先生的交谈,他谈道儒学在二程、朱熹之后发生了一个不成功的转变,试图建立一个总体理性的框架,把孔子的思想和孟子的思想整合起来。孟子为理学提供了很多支撑,还没有背离孔子在《论语》中的非常具体的、依赖情境的、同时又体现某种共同精神的“仁”。孔子在一百多个地方讲“仁”,每一处都是情境依赖的,只能靠读者去体会。但到了朱熹却对什么叫“仁”进行定义,而这种理学体系跟政策合谋之后变成了一个完全对日常生活实施专职的反动的东西。所以,宋明理学之后的中国所谓的伦理学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杜维明认为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春秋的“百家争鸣”是非常合拍的。这与苏格兰作为英伦的一个小岛国家的地理状况是有关系的,这和百家争鸣时期的战国七雄的背景是非常相似的。杜维明认为中国整个的文化结构其实都是讨论情感,而这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他们所认为的人类的基本特征是注重情感并对情感实施处理才形成秩序,而不是希腊传统下的理性传统,不是将事实背后的秩序理解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先决条件。而是强调人作为一个情感的复合体,在调动他的情感与展现他的情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与别人的互动,从而形成一个“合宜”的东西,稳定下来后形成秩序。正如斯密所说的,“人为人类基于自己情感的互动之后不断的重复的有效过程就是规则”。这种规则有时是正规的制度,有时是非正规的,有时是通过语言的方式体现的,等等。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非常复杂,我们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推进。譬如哈克森的仁爱主义,我一直以为其不如斯密那样有生命力,现在看来它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像福克森、斯密、休谟等等,和英格兰传统下的洛克的经验主义很不一样。苏格兰的情感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的情感不同,和叔本华的更加空灵的、基于意志的情感主义又不同。即便是在情感主义的大传统下,苏格兰启蒙运动也体现为一种社会哲学,而不是一般的纯哲学。

    汪丁丁:西方的知识社会学的传统让我对跨学科的未来非常悲观。我在去年世纪文景出版的《制度分析基础》中就讨论过这个思想史问题。沃伦斯坦的反学术分工的宣言,回顾了西方学术知识发展的过程。1850年作为一个转折点,19世纪中叶之后,文史哲开始分家。西方的大学制度自诞生始,到了1850年左右,社会的中产阶级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实力支持社区办大学,人文学者有了经费就开始分学院,每个学院就有独立的经费开支和相应的监督制度,这样制度化的分工就形成了。但是悖论是如果没有分殊,就不可能有新知识。现在知识已经这么具体了,不成为专家就只能转述,这就是一个分工的时代,学术分工已经很严格了。西方物质利益的诱惑使得今天的中国正在沦为西方学术制度的殖民地。所以,我们对西方学术制度的这种跨学科的挑战不啻为大海中涌起的一个小浪花,我对它是非常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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