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叶 航

学术人生

 
 
 

日志

 
 

经济学三人谈   

2007-07-26 15:30: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经济学三人谈》出版了。该书搜集了从2002年底至2006年底4年间我们三人的主要对话,其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公开。

经济学三人谈 

汪丁丁      罗卫东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们出版社  2007年7月出版 

   

写在前面的话                          汪丁丁

  1、本土问题意识上的中国自主性经济学

  2、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宗旨

  3、再谈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

  4、历史视角的经济学:是否必要?如何可能?

  5、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

  6、大学改革的逻辑

  7、跨学科研究的范式

  8、人类合作的发生学

  9、第二天性:人类演化的经济动力

 10、情境理性与社会认知

 11、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

 12、技术的人生抑或艺术的人生

 13、再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14、再谈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15、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写在前面的话 

汪丁丁 

    按照惯例,我们三人的对话,若要保证质量,总要由叶航执笔整理,再交给媒体发表。这一次当然不例外。叶航连续熬夜的本领,非同一般。从书名看,这里收录的,是我们三人关于“经济学”的对话。不过,我们并未深入经济学通常的议题——要素、成本、利润、货币、博弈论、供求分析。这些议题,以及经济学的其他议题,是我们对话的“背景”。

    以上列议题为背景,我们试图想象比“背景”生动得多的“前景”经济学,它似乎直接是我们生活的镜像,它被生活的历史熏染过,它如同生活一般奔放热情,有时显得肆无忌惮。

    于是,当我坐下来为这本文集写几句开头语时,涌现到意识中的,不是学术,而是生活——过去六年多的生活。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学”必须在市场实践最强烈的激励之下才孕育成熟的话,浙江就是它最合适的母腹,尽管它还需要找到合适的父亲。其实,灵感通常总是这样发生的,它需要情境,也需要智慧。情境是它的母亲,智慧是它的父亲。

    我们三个人,因缘际会,在杭州相遇了。我相信命运,并且相信偶然事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必然规律”。例如,偶然地,与我很少通信的一位女士,突然听我提到“杭州很好”。随后,另一偶然事件让她遇到了杭州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后者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相识。那之后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我相信它们都是偶然发生的,因为深究细节,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件都更可能不会发生。例如,那位院长只是“听说”而已,怎么就当真大张旗鼓地办这件事情呢?例如,当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怎么就恰好要推行“彻底改革”并且还决心为这一改革而打破人事部门的常规呢?例如,罗卫东是浙江大学出了名的“忙人”,他怎么就有时间跟着经济学院的领导们一起来北京和我聊天儿呢?又例如,叶航是经济学院出了名的“科学主义份子”,他怎么就和我这样患有严重“人文情结”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学术交往呢?……最后,在我和卫东或叶航任何一人之间的组合,考虑到我们的性情与爱好、年龄与阅历,知识与特长,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因为缺乏“共同兴趣”而难以成伙。事实上,我们三人的任一“两人”组合都很难成伙。所以,我们三人能够结伴成伙,是大量偶然因素凑成的结果。

    总之,我们成了同伙,我们分工合作,关系密切,我们相伴而行,对话大江南北。我们的对话,最经常地是“跨学科”的——跨一切与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有关的学科,卫东最谨慎,叶航最肆无忌惮,我居中。就知识和兴趣而言,卫东偏好历史、思想、以及各种不可测度的事物,叶航偏好科学、直观、以及各种可测度的事物,我居中。不要忘记“背景”——我们三人都是经济学家,都受到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经济学训练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训练,它养成了我们对“体系”的偏好。任何偏好都是成见。凡受到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影响的学者,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唯理主义成见,倾向于忽略零散的事实和毫无逻辑联系的知识。

    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卫东的思维处于远比叶航更为矛盾的情境之内。因为,毕竟,经济学是诸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科学的,同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历史和思想史或许是最远离科学的。因此,叶航常可安然入睡,我和卫东则要忍受相互冲突着并且每一个都重要到无法被忽略的观念的搅扰。我推测,卫东比我好一些,因为这一大堆相互冲突并且每一个都重要的观念的搅扰,在他的生活中永远有来自另一方面的竞争——丝毫不比观念的搅扰更弱的极其复杂的大学事务。我读过卫东的博士论文手稿。读那部学术性极强的手稿的时候,很奇怪,我反复想到的是,作为另一串偶然事件的结果,卫东在处理大学事务时的卓越能力给我和叶航带来了何等不可或缺的合法性保护与财务帮助。所以,卫东必须在每天适当的时机去想他的大学事务,就此便可不在观念中越陷越深。我是注定要被头脑里无穷无尽冒出来的观念搅扰着直到死去的那种人,换句话说,注定了没有安然入睡夜晚。

    我借助于另一种办法,可以不在观念中越陷越深,那就是在尽可能发散的方向上设想尽可能多的重要的不同观念,让它们冲突吧!在一团乱麻的思绪当中,我可以昏昏然,睡一会儿——如果是在情绪低谷期,就远不止是睡一会儿。

    在更广阔的学术史视角下,我们三人的跨学科对话,可被纳入西方学术从上一个时代——“分析的”时代,转入下一个时代——“综合的”时代的转型期内涌现出来的无数学术努力之一。这一转型期的最初发轫是在大约七十年前。当时,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们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渺茫前途,开始调转方向,从分析的极端转向更为综合的演化论的思路。其实,这一新的思路只借用了达尔文和进化论的名称,它的内涵远比“进化论”广泛,也远比非线性演化论广泛,今天,它被称为“基因-文化”共生演化思路,或者,我们称之为“演化社会理论”思路。

    这一思路最初被带进经济学领域,是在大约十五年前。当时,研究者们报告了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最后通牒”实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纳什谈判和经济学家公认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以显著的概率被人们否决了。人们之所以会否决效率导向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强烈的公平感。然后,某一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一位研究生,约瑟夫.亨利希,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收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数据。这些数据令人困惑,它们似乎支持了博弈论关于纳什均衡的推测。于是他向两位导师汇报,并且,他怀疑是自己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那两位导师,第一位是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另一位就是今天神经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领袖科林.凯莫罗。后者在2003年发表的著作《行为博弈》第二章里,向我们讲述了这段故事。

    不久之后,由十一位人类学家组成的团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就各种不同的文化情境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博弈实验——“最后通牒”、“公共物品”、“囚徒困境”。根据这些实验,那位研究生,亨利希教授,2006年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来介绍这十年研究的成果,并且,2007年他还将出版与此相关的专著。那些“人类学家”,其实也都是跨学科学者,例如费尔教授,是苏黎世大学的脑科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又例如理查森教授,荣休之前是文化学家和湖泊学家。还有金迪斯和鲍尔斯,都是桑塔费学派最活跃的学者,和政治经济学家。

    2004年,博伊德和理查森发表了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著作,《不仅由于基因:文化是怎样转变了人类的演化过程》,这样就正式提出了“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思路。2005年他们发表了更系统论证这一思路的著作《文化的起源与演化》。

    几乎在同一时期,自1990年开始,两位遗传学和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圣芭芭拉加州大学的图比和克斯米达教授,联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演化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涵义。他们的论述表明,“基因和基因所在的环境”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共生演化的,从而否证了“基因决定论”。

    我们三人的对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西方学术界的这一转型期的各种前沿观念。这些观念未必可以形成自洽的学术体系,因此,我将它们视为是以经济学为背景的表演,它们是前景,有变幻莫测的灯光和聚散无常的观众,有来自生活的体验,还有科学幻想。我们希望,仅仅是希望,从这些观念的表演中,将会浮现出一些新的理论要素。

    新的理论要素,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父亲”,它从本土社会的市场实践中,提炼出令人满意的演化社会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

*****************************************

    下面是我为该书写的一个后记,也许是由于什么事情的耽搁,这个后记后来没有写完,由于出版社的出版程序,该书出版时没有这个后记。现在把原稿拿出来看,觉得还有点意思,也把它发到博客上,没写完就没写完吧—— 

 

叶航 

    2000年5月,应该是杭州最好的季节。丁丁携夫人小李、女儿明明一起来杭“考察”,以决定是否最终接受浙江大学的邀请。丁丁一行在杭的“陪同”就是我。一个星期之内,我带他们上烟霞洞品茶,去灵峰踏青,走云栖竹径,游九溪清泉…,本只想避开那些热闹的去处,却意外地让丁丁对杭州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与丁丁,个性虽相去甚远,但“慵懒”这点,却很是投缘。每到一处,都喜欢找僻静的地方喝茶聊天。湖光山色,反成了额外陪衬。以至几年后,丁丁专门写过一篇“杭州印象”,其中颇受非议的,就是把“慵懒”作为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特征。

    我有许多北京的朋友,是那些从小就生活在那里的“老北京”。喜欢“砍”和善于“砍”,是他们的天性。“砍”多半是指带“吹”的聊天。但丁丁身上,却全然没有这种习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丁丁的嘴还有些“笨”。他喜欢那种不涉及具体事物的、抽象的聊天,一旦感觉陷入情绪化,就不愿再继续原来的话题。这种氛围下,鬼使神差地,那几天我们聊的主要话题竟然是“爱”与“情感”。当然,是那种没有“主语”的“爱”,虽然也举例子,比如徐志摩和林徽因。我们讨论的实际上是“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没有想到,这个话题后来居然成了跨学科中心研究的主线,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星期后,丁丁离开杭州,带着已经签好的合同。

    2001年初春,丁丁应聘成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一位“签约教授”。那份合同上,赫然写着:履约期间,我不担任学术以外的任何行政职务,不参加学术以外的任何行政活动(包括各种会议),不填写任何事务性的表格。按规定,丁丁每年来浙大讲授一个学期的课程。其实,也就是每星期给本科生或研究生上两个半天的课。课余时间,他喜欢满杭州寻找有特色的餐馆饭店。丁丁是我见过的最有品味的美食家之一。他的味觉精细到甚至能够发现大厨烧前一道菜时留在锅中的味道。杭州有着深厚的饮食文化。这也是丁丁最喜欢杭州的地方。不到半年时间,丁丁对杭州餐饮业的了解就远远超过了我这个老杭州。而且还结识了许多杭城饮食业的大腕人物,比如百年老点知味观的传人、湖畔居的老总、雷迪森的英国餐饮主管,等等。

    2002年,丁丁在杭州有了一个“家”。虽然不大,但一应俱全。安顿下来的丁丁,终于有时间思考他的“跨学科”事业了。2个月内,他接连给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写了5封信件,阐述了他对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在信中,他写到:“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从现有趋势看,将进一步走出以十八世纪启蒙理性为先导的‘分析的时代’,进入一个以全面社会交往为基础的‘综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特征下,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若要超越各自的局限性,就必须通过‘对话’来建立各自学术传统的新的认同感和问题意识,并在这一超越性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塑造一批能够‘学究天人之际’,以‘世界公民的普遍历史精神’对待当代世界各类危机与发展问题的‘大学者群体’,寻求人类知识结构的整体理解框架。浙江大学秉承浙东学派宏大高远的思想传统,与国内其他一流大学相比,占据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地利’,再乘二十一世纪时代特征的‘天时’,若假以适当的学术组织原则,当可具备最关键的条件‘人和’。”为此,他建议:“为了体现我们对社会科学根本问题的关注,为了强调我们对根本问题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路向,我们成立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在潘云鹤校长的直接关心下,时任浙大人文社科部部长的罗卫东教授按照汪丁丁的设想开始筹划这一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终于在2003年4月15日正式成立。在中心成立大会上,汪丁丁如是总结中心的使命:“我们以这样两句话来概括我们的使命,第一句话是:以综合的眼光,整理西方学术;第二句话是:以“对话的逻各斯”精神,寻求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马一浮在浙大校歌的后面有一个解释,在那个解释里,他说,“求是”即“分殊”,真理即“理一”,就是作为“一”的理。故,我们愿以“理一分殊”作为我们中心的宗旨,以“致思尽性”的态度,整合中西学术。

……

  评论这张
 
阅读(94)| 评论(2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