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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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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道德与效率  

2007-05-05 04:39: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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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篇文章中呼吁,当前的中国亟需重塑人们的宗教信仰。有许多朋友在留言中表示了他们的批评和不理解。为此,我专门贴上这篇曾经在开博初就贴过的文章,以阐明我的立场。当然,这次重贴,我对该文作了许多修改。因为这篇文章是我3年前撰写的,其理论版曾经发表在《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其通俗版则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上。从那时起,国际学术前沿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突破。

    总体而言,我认为人类所具有的道德情感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心智结构,它是人类协调个体冲突的一种重要品质。而宗教和法律则是人类为了维护道德情感和社会秩序的两大制度创新。宗教的功能在于“扬善”,法律的功能在于“惩恶”。它们的作用是无法互相替代的。在我们已经充分认识了法制重要性的今天,如何重新评估宗教制度的重要作用,重塑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上帝、道德与效率 

   

一、如果没有上帝,道德何以可能? 

    尼采说,“上帝死了”。于是,根据尼采的说法,现代社会的人们将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这样描述:假如没有上帝,人就可以尝试一切,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因此,上帝的死亡就意味着罪恶感和同情心的死亡,意味着道德的死亡。

    在伦理学家看来,典型的如何怀宏认为,道德的绝对性建立在宗教绝对性的基础之上,这是功利主义目的论的道德观所无法解释的。正因为有了上帝,人才不能为所欲为,不仅个人不可以为所欲为,任何集体乃至整个人类也不可以为所欲为(何怀宏:《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

    但是,在传统的经济学家看来,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意识恰恰是功利主义的表现。比如,盛宏就认为,对一个信徒来说,“做好事就是在投资,做坏事就是在欠账。投资总有回报,欠账总要偿还。如果把这样的认识加到当事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中,看来不平衡的‘资产负债表’就会被做平。”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会得到当世的报应”,但“如果我们想象,人可以长生不死,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虽不可能,却有一种补救措施,即假想人还有来世。如果人还有来世,就相当于人的生命被延长。生命被延长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几率就增加了;如果人们总是来来往往于世间,就相当于人是永生的,善恶终归有报。因此,不管有关‘来世’的想法是否真实,却会对人们有关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一个人人‘与人为善’的结果”(盛宏:《道德·功利及其他》)。

    因此,在传统的经济学家眼里,无论西方的基督徒还是中国的善男信女,经由“天堂”和“地狱”加权的收支平衡才是维系道德的根本。而上帝在道德维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个握有最终分红决定权的“掌柜”,宗教信徒不过是一个在“今生”与“来世”之间做“跨期选择”的理性人而已。

    不过,对盛洪的功利主义道德观,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可参见19993-4月《经济学消息报》我写的连载《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因为不论是非功利主义的何怀宏还是功利主义的盛宏,似乎都把宗教信仰作为道德的前提。如此,对我等既不信教又不吃斋的凡夫俗子来说,岂不只能永世充当无德之辈了吗?因此,即使用功利主义解释道德,也不能象盛洪那样只乞求来世报应。我们必须给那些不信上帝、却希冀德性的芸芸众生寻找一个今生的平衡,他们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理由:如果没有上帝,道德仍然可能! 

二、如果没有道德,上帝何以可能? 

    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没有上帝与灵魂不朽,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罪与罚,有关善恶、正邪、功罪的道德判断就会失去最终根据;于是,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为我们所描绘的事实上是一个霍布斯意义上的“丛林世界”,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对所有人为所欲为的蛮荒社会。但我们不得不追问:人类从野蛮跨入文明,只是因为那个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唤醒了我们的罪恶感吗?或许,我们还应该形而下地设问:是不是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在耶稣基督、甚至古希腊奥林匹斯的众神诞生以前,人类就如同野兽般缺乏对自身善恶的判断?宗教意识是道德意识必不可少的前提吗?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批驳过借助纯粹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种种可能。他认为,人类道德的基础不是来自对上帝的信仰,而对上帝的信仰恰恰是人类的道德诉求。因此,在康德看来,不是上帝创造了道德,而是道德创造了上帝!康德以前的传统的道德哲学是以神学为基础的,但康德却颠倒了这一顺序,力图证明宗教信念是靠人类道德理性来支撑的。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道德的拷问:“如果没有上帝,道德何以可能?”,在康德这里却变成了对上帝的拷问:“如果没有道德,上帝何以可能?”。

    康德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被哲学史称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海涅曾经说过,“它是一把砍掉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但是,面对失去了神学基础的道德哲学,我们也许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如果道德不是上帝所授,那么,拯救人类文明的道德又是从何而来?康德把它归结为一种绝对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律令”,并认为它是一种“超验的”、“无条件的实践法则”和“实践理性”。由此,康德哲学摧毁了人们心目中“世俗的上帝”,但又为他们建构了一个“理性的上帝”,并给其后200多年的西方思想带来一种“理性主义”的滥觞。

    当然,康德的表述给人的感觉是舒服的,但它并不符合2000年以来道德哲学在西方的最新研究进展。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有时,一个概念要人困惑,不是因为它的深刻,而是因为它的谬误。这就是康德让人难以理解的原因”(威尔逊:《道德的生物学基础》)。我们现在知道,康德所说的并不符合现代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所揭示的关于人类道德情感产生和实现的机制。 

三、如果没有效率,道德何以可能? 

    进化论诞生150年来,达尔文主义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甚至是弱肉强食的代名词。但也许很少有人了解,达尔文并没有把他在《物种起源》中揭示出来的生物进化规律,完全用来说明人类的起源。达尔文认为,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种种差别之中,最为重要而且其程度又远远超出其他重要差别之上的一个差别是道德感或良心。因此,要揭示人类进化的秘密,就必须说明人类道德心智的形成过程。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用大量篇幅来讨论人类的利他行为以及同情心、内疚感、责任感等道德情感,并在群体选择的基础上解释了它们的起源与进化。他说,一个部落,如果拥有许多成员,由于富有高度的爱护本族类的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与同情心等品质,而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进行互助,又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的部落会在绝大多数的部落之中取得胜利,而这不是别的,这就是自然选择。Darwin1871

    最新的考古人类学已经证明,大约600万年前的一场地壳运动,也许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关键的事件。正是这场地壳运动形成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见到的、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地貌——东非大裂谷,它宽几十至200公里,深1000 2000 ,垣横7000多公里,从非洲东南部的马拉维一直延伸到亚洲西部的以色列,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6。作为这场地壳运动的直接后果,非洲西部形成了一系列高山峻岭,而东部地表则发生了沉降。隆起的群山阻隔了大西洋的暖湿气流,使非洲东西部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西部非洲,由于降水充足,仍然保留了原始热带雨林地貌;而东部非洲,则由于缺水干旱,逐步形成了热带稀树草原景观。正是这场将非洲一分为二的地壳运动,奠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非洲的原始古猿,被这一变故分成两群——“幸运的那群,仍然生活在西边的原始丛林中,最终进化成了现代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而不幸的那群,被迫走出森林来到陌生的生活环境,从而踏上漫漫的、向人类进化的艰苦道路。

    所有灵长类原本都是树栖动物,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肢体结构、甚至心智结构都是为了适应树栖生活而产生的。在陌生的陆地上,他们失去了自然选择曾经赋予它们的生存优势。要适应新的环境,就必须演化出新的禀赋。这些禀赋包括食物谱系的改变、直立行走、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火的发现、语言的诞生、以及超越血亲关系的食物分享和合作劳动等等,这也是传统人类学通常告诉我们的知识。但传统人类学却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我们的祖先手无寸铁地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原始猛兽凶残的追逐与杀戮时,个体之间的合作也许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合作所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而且还有他们的心灵,即他们的心智模式,这些心智模式就包含着达尔文当年在《人类的由来》中所论述过的人类道德情感与道德能力起源。正是生存的效率,不但使人类的身体而且使人类的心智得以进化,并最终使他们摆脱了他们的原始祖先。 

四、如果没有效率,上帝何以可能? 

    如果人类道德的起源可以追溯至600万年以前,则上帝(宗教)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善”的前提。尽管生物学家发现过某些动物的“仪式”具有“宗教”含义,但这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比喻(参见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人类意义上的宗教,必然产生于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这是非常晚近的史实。

    我们的祖先在250万年以前学会了使用工具,而学会“钻木取火”则是10万年以前的事。这些知识和技能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但也使那些在“冰川期”确立起来的行为规则受到空前的挑战。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推理是:既然无法独立生存会迫使个体合作,那么个体生存能力的强化就会反过来导致合作秩序的涣散。那时还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这种道德的反叛,除了生命对死亡的畏惧。最初的宗教意识也许纯粹是一种“超越死亡”的幻觉,但它却有益于抑制道德制度的崩溃。所有的宗教禁异都与抑制个体私欲有关这一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宗教在强化人类道德行为上的积极意义。如果超越霍布斯“丛林世界”是一种具有效率的事件,当宗教意识有利于巩固这种超越时,它自身也会伴随着效率的提高而被环境所选择。制度化的宗教不仅强化了人类的合作关系,而且还在某种程度大大降低了人们的沟通成本。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列宁的名言:不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不论你使用何种语言,只要凭着《国际歌》,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志。

    宗教的上述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上,而且还被人类滥用于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审判布鲁诺的宗教法庭、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现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对异教徒实施残酷的杀戮。这是宗教的堕落,从而使宗教背离了它的初衷。人类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来确保我们不会再一次陷入霍布斯的“丛林世界”,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更晚近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法律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宗教审判的衰落和司法制度的兴起其实是两种制度产品的替代,一如道德意识的产生和宗教意识的产生其实是两种制度产品的互补。因此,道德、宗教和法律归根结底都是效率的产物。

    威尔逊说,“如果一种文化中不存在宗教,它很快就会被发明出来。事实上,纵观整个历史,全世界的人发明几千种宗教。这一必然性是物种本能行为的一种标志,它被精神发展中的情感驱动原则引向确定的状态。称宗教为本能的,并不是推定它的任何主题都是真的,只是去推定它的渊源远比日常习惯要深刻。事实上,这些渊源是人们世代相承而来的,编码于基因中的思维发展中的偏好促成了它们的产生。这样的偏好是脑的基因进化上可预测的后果。逻辑和扭曲的部落主义一道适用于宗教行为。在经由虔敬信仰和目的团结起来的强大群体中,存在着遗传选择优势。即便当个人服从自己,决心在一项共同事业中赴死的时候,相对那些缺乏具有可比性信念的竞争群体而言,他们的基因也更有可能传递到下一代。” 

五、简单的结语 

    本文希望为道德与宗教的起源提供这样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主宰霍布斯丛林世界的是一种分散的“个体理性”,它所导致的是“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而这种均衡在集体层面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生物进化所要求人类的则是一种“演化理性”,它是协调个体冲突的产物;它要解决的正是齐美尔100年前的著名追问,社会何以可能?对“囚徒困境”的超越需要人类形成某种规则性的博弈“共识”,而道德与宗教都是这种“共识”的表现形式;相对于没有“共识”的霍布斯丛林世界,道德与宗教所带来的合作剩余就是一种有益于人类进化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德与宗教都是效率的产物,从而也就是人类演化理性的产物。 

延伸阅读:

中国亟需宗教信仰

关于道德神经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

人类神经元的镜像系统与合作本能

良心是怎么进化出来的?

善的解释

“衣食足而识荣辱”还是“识荣辱而衣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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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达尔文和被歪曲的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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