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发现之旅

评汪丁丁叶航罗卫东编译《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

周业安

    经济学长期以来，把人牢牢地定位在理性经济人的角色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教条成了经济学家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经过坚持不懈的修剪，在经济学家眼中，人仅仅需要自利动机，只要赋予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就能够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世界。结果，当数学被引入时，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首个吃螃蟹者，把自身打扮成一副精美的图画。但是，骄傲的经济学家其实是非常心虚的，所以总是强调，人们似乎像一个理性经济人一样决策！

    经济学家的这种缺乏底气的表述实际上就来自对人性的过度简化。弗里德曼看似强势的方法论宣言以及阿尔奇安精巧的演化视角并不能挽救这一点。当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假说时，人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全知全能的理性经济人将一去不复返了。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假说开始允许决策者犯错误，这一错误来自信息的误导或者缺失，然后理性预期假说就非常肯定地说，只要信息是充分的，就不会出现决策错误。这样，理性经济人的完整性依旧得以维持。

    通过信息这一约束条件的修正，似乎西蒙的有限理性成了多余的问题。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意识到，如果不对理性经济人的一些内核进行证伪，那么有限理性就真的可能成为昙花一现的学说。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证明，人们的确无法全知全能，不具备无穷尽的计算能力。人们的决策通常依赖某种启发式，会凭借经验和直觉；人们在决策时总是受到各种框架效应的干扰，比如问题的描述本身会影响决策；人们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时，总是会高估或者低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如此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决策特征并不依赖信息的多少，而是由于人的认知能力本身的缺乏所致。实验证据非常强有力地支撑了西蒙的思想。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在大量的实验证据的基础上，提炼出了自己的行为决策模型，后来的行为经济学家，比如拉宾、莱伯森等人，逐步把这些模型融合到传统的经济学微观决策和宏观决策模型当中，并在各个领域侵蚀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地盘。但是，行为经济学火爆的同时，也暴露了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究竟哪些行为因素是影响决策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大家在阅读行为经济学文献时，总体感觉是太乱太杂，似乎每一个因素都能够改变人们的决策模式。各种各样的效应让人目不暇接。这是归纳法的坏处。由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是从各种实验证据中归纳和提炼的，不同的证据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事例，从而作为某种特定的决策模式表现出来。结果，决策模式精彩丰呈，却看不出统一的逻辑体系。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通过某种内省的方式，从一些假定前提出发，逐步演绎出来，能够用一个统一的骨架来搭建多样化的平台。

    没有统一的逻辑框架，也就说明理论缺乏某种普适性，这对行为经济学的提升是非常致命的。行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理论的破坏者出现，但无法作为一个理论的建设者而延续。如果如此，那么行为经济学很可能是个短命的理论。所以，对行为经济学家来说，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寻求一种类似新古典经济学的统一逻辑。卡尼曼在诺奖讲演时似乎发现了构建新逻辑的切入点，那就是把人的认知系统划分为理性和直觉两个部分，以此来解决理智和情感的共存、冲突和协调问题。按照卡尼曼的设想，认知系统的两分法可以包容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思想以及行为经济学的新发现。实际上，泰勒等人很早就运用这种两分法来建模，近来已经有一些行为经济学家在两分法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一些新的模型，来有效解决事实上的复杂决策问题。

    行为经济学家的这种努力在经济学中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某种突发其想。这种努力恰恰是让经济学回归到它应有的状态，或者说回归到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构想的那种状态。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看不见的手”的教条实际上大大误解和曲解了斯密的思想。斯密眼中人的本性并不是单纯自利的，而是自利和各种社会情感的混合体。在《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开篇，斯密就详细讨论了人类同情心的本质以及这种同情心的来源和表达方式。在书的其他章节，斯密同样论述了其他社会情感方式。斯密对人的看法直接决定了其在《国富论》中关于经济现象和经济系统运行的各种观点。

    从科学的论证角度看，即使行为经济学家能够回归斯密的本源，那么这种思想是否为真？这才是行为经济学的瓶颈。斯密时代无法检验其思想的真与伪。我们却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技术比较发达的时代，一些特定方法和工具的使用恰恰能够实现斯密的夙愿。新兴的神经科学就能给出答案。脑电图、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在医院脑科经常可见，不过这些技术除了能够治病救人外，还被经济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开发出了新的功能，即研究大脑的活动。

    人们选择不同的物品组合，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以选择最优的应对方案，这些经济学的选择问题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目标函数究竟有没有客观的基础？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去看看神经元的活动吧。通过各种成像技术，可以直接观察到决策时人的大脑的活动区域和活动强度，比如现有的实验观察到，理性计算和多巴胺神经元的编码功能有关；斯密的同情心可以在镜像神经元那儿找到答案；杏仁核则决定了奈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程度等。由于能够直接观察和测度决策过程中人的大脑不同区域被激活的程度，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数据来直接度量决策过程中人们对目标及其实现的主观感受。或者说，过去一直战战兢兢的主观价值论终于在大脑这个客观基础上得以度量。经济学家再也不用通过序数效用和显示偏好这种缺乏人性的技术来处理决策问题了。或者说，经济学家终于可以回到更具人性的决策理论。

    很显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新进展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涉及到理论的可能重构！汪丁丁、叶航和罗卫东三位教授适时地把国外学术界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编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可见他们的别有用心。我欣赏这种别有用心。因为这本书在悄悄地告诉读者，经济学的前沿究竟在哪？

     书名遵从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诺奖得主史密斯教授的说法，定为《神经元经济学》，收录了该领域一些顶尖学者撰写的综述性文章和介绍性文章，是一本非常好的了解该领域的著作。但由于该领域技术性极强，有很多生僻的专业术语，所以要具备极强的耐心才能读下去。幸好丁丁和叶航在前面都写了导读，详细介绍了神经元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和思想立意，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和理解后面的文献。当然，无论是否对该领域感兴趣，我相信，凡是从事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工作的，读读这本书，就可能从其中的某个段落或者某节材料中获得一些启迪。

    当然，由于站在学术最前沿，即使是书中的大家，也未必观点一致。卡麦勒和罗文斯坦等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受控过程和自动过程的两分法来理解决策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建模，这和现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一致；而格林切尔等神经科学家则指出，两分法是错误的，没有证据表明大脑内部具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大脑存在一个独立的情感系统和一个独立的理性系统。另一个分歧也隐含其中，那就是一些证据支持预期效用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的决策模型可以得到神经元经济学的支持，但另一些证据又认为，行为决策模型更有说服力。可见，经济学当中的争论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到神经元经济学中，那么实验经济学的一般缺陷也同样会影响到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不过，无论如何，如这些神经元经济学家所梦想的，一个统一的经济学基础的发现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