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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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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2007-02-23 15:20: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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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2006年9月23日,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在杭州枫林晚书店为“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的出版举行了一次小型研讨会。这是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由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汪蓉同学根据录音整理。出席这次研讨会的除了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汪丁丁教授和浙江大学人文社科部部长罗卫东教授外,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管毅平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的丁利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和在杭其他高校的硕、博士研究生20余人。研讨会的主持人为世纪出版集团的王志毅先生。

 

    主持人:世纪出版集团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出版集团,包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艺术出版社、上海少儿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要以人文、社科、教育以及工具书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是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的分公司,主要从事人文和社科方面的书籍出版。2002年6月正式成立至今,累计出版了400-500本左右的书籍。近年来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三期,并于2006年9月23至24日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合作举办了首届全国新政治经济学论坛,又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作为世纪集团联合十几家出版社的力量创办的一个比较大的经典丛书系列之一,目前该论丛已经出版了两本,一本是2005年出版的《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另一本是2006年6月出版的《人类的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在国内学术界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下面,首先请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叶航教授介绍一下《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所出版的两本书的意义以及未来的出版计划。

    叶航:我先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三个特点:第一、它以译介国际学术文献为主,一本书围绕一个主题并配有长篇导读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全书内容;第二,翻译引进的文献非常新,基本与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同步,比如我们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收录的文献截止到2004年8月;第三、选取的文献都是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章,根据我们的判断,这些研究基本代表着社会科学未来5-10年内的发展方向。

    300年以前的西方启蒙运动,以科学和理性为旗帜,开启了所谓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技术分工同步,启蒙运动则带给我们知识的分工。这种分工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知识日益分裂成相互隔离的“碎片”。20世纪以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倾向的某种本能的抗拒。但这种“抗拒”就其缺乏建设性来说,是消极的、被动的。有迹象表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一场由哲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共同发起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正在彻底改变这一状况。300多年来,被启蒙运动所分割的传统的学科分工正在面临重新整合。这场新的“跨学科思想运动”将会把社会科学的研究带入什么方向?正在振兴之中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能为这场“跨学科思想运动”做出什么贡献?这正是我们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心研究工作的重点。(当然,对这场“跨学科思想运动”的前景,我是很乐观的。但丁丁和卫东也许有不同看法,他们比我悲观,等会大家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为了让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这场方兴未艾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我把目前国际学术前沿的研究做了一个大概的疏理。总体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正在被日益打破。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应然”的范式,比如伦理、道德、公平、正义等等,正在日益被加以科学的、“实然”的研究。具体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美国著名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桑塔费研究院所进行的有关人类“趋社会性行为”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10年时间里,桑塔费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其中包括12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和非洲的十五个小型社会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行为实验。从2000年开始,由这一研究小组成员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表明,道德感和正义感是一种超越特定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情境的人类情感。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一个社会活动,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在内,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内心对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诉求,其价值将极大地被其中所包含的“非义”行为所抵消。桑塔费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趋社会性”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是“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的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内部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里的禀赋与品质。2004年2月,国际权威的生物学期刊表了桑塔费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的一篇重要论文《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在这篇文献中,金迪斯和鲍尔斯向人们介绍了一项他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即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距今20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人类狩猎-采集族群合作劳动的形成过程。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是人类长期演化过程中为了维持合作秩序必须具备的心智秉赋。这与传统的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关于“人性自私”的结论非常不一样。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多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的研究都支持桑塔费经济学家的这一结论。

    第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从脑科学、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人性的研究,比如神经元经济学和神经元伦理学。道德行为和正义行为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但这种行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桑塔费学派的重要成员、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博士猜测,如果代表正义的利他惩罚行为不能从外界得到必要的激励,那么行为者只能从利他惩罚行为本身获得预期的满足。为了证实这个假设,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使用PET即正电子射线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对这一行为的脑神经系统进行了观察。相关研究表明,位于中脑系统的纹体(striatum)包括尾核与壳核的神经回路,是人类及灵长类动物整合激励信息与行为信息的关键部位。如果利他惩罚的发生是惩罚者预期从惩罚行为本身得到满足,通过PET应该观察到这一脑区的激活,且惩罚行为的强弱与其活跃程度正相关。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大胆的推断。2004年8月,《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重要地位发表了有关这一实验的报告:《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实验报告认为,利他惩罚行为既不是一种像消化食物那样的自动机能,也不是一种基于深思熟虑、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理性行为。这种典型的依靠愿望诱导的自激励机制说明,人们可以从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事实上,这就是上百万年的进化赋予我们人类所特有的道德感和正义感。现代社会,包括支撑这一社会的市场交易制度和民主代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这种天性和禀赋。

    第三,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演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与心智形成规律的科学。它最基本的观点是,现代人的心理和心智结构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理性,作为人类心智结构的某种形态,只是非常晚近才形成的。从农业社会以来,人类脑部的神经元联结方式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我们现有的神经元联结方式实际上是几百万年演化的积淀。因此,演化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的结论,现代人的脑壳中实际上装着一副石器时代的大脑。我们要研究现代人的认知模式和心智模式,就必须回溯到我们祖先所处的时代,考察当时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祖先的神经元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解释为什么人类演化到今天依然无法完全在一个完全理性的框架下行为。比如母爱,是一种具有巨大演化效率的行为,但它不是人们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通过情感的形式、通过本能的形式来实现的。人类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也是一种类似于“母爱”的情感机制,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一种超越理性的人类本能。事实上,这些思想在早期的苏格兰学派和休谟的论著中已经略见端倪。

    第四,是人类学或考古人类学的最新发现,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许多重要发现。比如,2000年法国科学家在非洲肯尼亚境内发现的图根种原始人骨骸,也就是著名的“千禧人”,距今约600万年的历史。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远古的祖先遗骸。此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大约距今400-450万年。2001年,又有科学家发现了距今600-700万年的一具被命名为“迈托”的古猿(人)化石,但对它是否可以归入人类,目前还存有很大争议。这些发现,对人类的起源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工具的使用是人类最终摆脱其猿类祖先的关键因素。但现在出土的最古老的工具,距今只有200-250万年左右。这样,在人猿分离的演化史上,就有350-400万年的历史无法得到说明。在人类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以前,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人类脑容量的增长,并最终使人类摆脱了他们的猿类祖先?根据现有的考古学人类学、古地质学的发现,踞今600万年前的一场地壳运动,也许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关键的事件。正是这场地壳运动形成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见到的、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地貌之一 ——东非大裂谷,它宽几十至200 公里,深1000 至2000 米,垣横7000多公里,如刀削斧劈一般从非洲东南部的马拉维一直延伸到亚洲西部的以色列,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6。作为这场地壳运动的直接后果,非洲西部形成了一系列高山峻岭,而东部地表则发生了沉降。隆起的群山阻隔了大西洋的暖湿气流,使非洲东西部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西部非洲,由于降水充足,仍然保留了原始热带雨林地貌;而东部非洲,则由于缺水干旱,逐步形成了热带稀树草原景观。正是这场将非洲一分为二的地壳运动,奠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非洲的原始古猿,被这一“变故”分成两群——“幸运”的那群,仍然生活在西边的原始丛林中,最终进化成了现代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而“不幸”的那群,被迫走出森林来到陌生的生活环境,从而踏上漫漫的、向人类进化的艰苦道路。所有灵长类原本都是树栖动物,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肢体结构、甚至心智结构都是为了适应树栖生活而产生的。在陌生的陆地上,他们失去了自然选择曾经赋予它们的生存优势。要适应新的环境,就必须演化出新的禀赋。这些禀赋包括食物谱系的改变、直立行走、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火的发现、语言的诞生、以及超越血亲关系的食物分享和合作劳动等等,这也是传统人类学通常告诉我们的知识。但传统人类学却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我们的祖先手无寸铁地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原始猛兽凶残的追逐与杀戮时,个体之间的合作也许就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合作所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而且还有他们的心灵,即他们的心智模式,这些心智模式就包含着达尔文当年在《人类的由来》中所论述过的关于人类道德感与正义感在人类起源过程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些人类起源的“秘密”,决定了今天的神经科学家和脑科学家们所观察到的人类神经元连接的特殊方式。

    在介绍了当今国际学术界“跨学科思想运动”上述四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后,我们再来回顾并展望一下我们主编出版的《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关于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就构成了《论丛》前两辑的内容,它就是我们已经出版的两本书:《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和《人类的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为了配合这两本书的出版,浙大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世纪出版集团还于去年(2005年)10月,邀请了桑塔费学派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来杭州召开了首发式。《论丛》第三辑,是关于神经元经济学的前沿研究文献,已经编辑完毕正在出版过程中。书名是《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大约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版(王志毅:估计要明年初才能出版)。《论丛》第四辑,是关于演化心理学的前沿文献,主要的文献都已经翻译好了,正在校对编辑之中,我估计应该可以赶在明年年底前出版。《论丛》第五辑,我们打算向读者介绍人类学、古人类学和古地质学的最新发现,现在正在筹划之中。

    以上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跨学科社会科学论丛》已经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几本书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方面说,它既鉴证了当前国际学术界这场方兴未艾的“跨学科思想运动”,也预示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明天和未来。我很高兴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这套丛书能够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因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很强的学术鉴赏力。听说,去年该书的销售量还上了北京万圣的排行榜。对于这样一套纯学术的图书来说,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的王志毅先生。他是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也是我们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的。作为我们曾经的学生,在本论丛前两册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不是他极其认真甚至几近苛刻的工作态度,我相信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东西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遗憾。作为本书的主编之一,我要感谢志毅的劳动减轻了我在此书出版以后可能产生的内疚。我想,这也是丁丁和卫东的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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