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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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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  

2007-01-22 01:37: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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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应约为《财经》写的书评,将发表在今天(22日)最新出版的《财经》杂志书评栏目—— 

重构制度分析的微观基础 

—— 评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 

   

 

    2005年初,为筹备在浙江大学召开的“演化社会理论国际研讨会”,我与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教授有过一段书信往来。当读到他寄来的新著时,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本自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问世以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学著作。我当下就表示了把它译成中文的意向,但鲍尔斯告诉我,其版权已被国内某家出版社购买。自那以后,一直期待能早日看到该书中译本。两年后的今天,终得如愿。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月出版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

    作为该书主要翻译者,周业安教授在译者序中说,这部著作是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根据鲍尔斯近10年来研究工作的性质,我更愿意把这部著作看作一种为新古典经济学引进制度分析而重构其微观基础的现代努力。

    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宏大叙事的古典传统,把分析基点转向个人经济行为。整个20世纪前半叶,经过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等人的提炼,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几乎成了一种个人理性的新古典神话。曾经被斯密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大师高度关注的“制度”问题,则完全脱离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20世纪6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视作主流经济学家重新关注制度问题的开始。不过,从实质上看,这些“关注”只是一种新古典式的“隐喻”。这种“隐喻”假定存在着一个“制度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制度的需求方”和“制度的供给方”,双方在理性基础上进行交易,有如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上进行交易一样,最后达成某种“制度均衡”。

    但制度分析的关键也许恰恰在于,如果存在一个“制度市场”,那么其原因是什么?如果存在制度的“需求方”和“供给方”,那么这种划分是通过何种方式完成的?如果“制度交易”达成了“制度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取决于某个特定的交易还是一系列特定的交易?一个旧的“制度均衡”为什么会被新的“制度均衡”所替代?这一替代的动因和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凡此种种,正是制度分析最需要解释的东西,但现在却成了解释的先验设定。

    如果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新古典理性范式在制度分析上存在的“先天不足”:如果个人理性是完美的,我们就无需通过制度来协调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偏好是完全利己的,我们就无法通过制度来避免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效率缺损;如果偏好是完全私己的,我们就不可能通过非独裁制度获取自恰的社会偏好;如果通过制度协调个体利益是必须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个人偏好必须受到某种制约?如果制约是必须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这种制约不会越个人权利、扼杀个人自由?

    我们看到,鲍尔斯近10年来的研究工作正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这些研究包括:情境依存的理性范式、人类利他行为的演化、基于个人心智的社会偏好、包含社会偏好的个人效用函数、社会规范的内部化、道德感与正义感在人类合作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偏好的内生与变化、制度与偏好的共生演化、偏好的文化演化、历史偶发制度的持续性和可获得性、产权的演化、不平等的起源,等等。而这本著作正是基于这些论文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而成的。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感到,鲍尔斯力图在人类行为演化的基础上为制度分析构建一个不同以往的微观基础。这种努力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凝练和系统化,但它对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理性范式的挑战和革命是不言而喻的。

    鲍尔斯的研究告诉我们,有如“道德感”、“正义感”等等带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人类行为,不过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双重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在我们心智中的某种品质。在个人的偏好结构中,既包含着“自涉”的“个人偏好”,也包含着“他涉”的“社会偏好”。这是在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前提下,解决制度的“整体性”和“社会性”问题的惟一途径。

    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我们以为,争辨的要点不在于是否应该以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基点。在人类对所谓“集体主义”的认识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蒙受了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以后,没有人会怀疑个人对社会所具有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追问:是否存在着一种“原子式”的个人?“个人意志”是否能够脱离社会环境成为一种完全孤立的“自由意志”?

    哈耶克曾经深刻批判过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伪个人主义”倾向,他指出,在各种误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点中,“伪个人主义”乃是最愚蠢的。因为这种观点竟然把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理解成本体论意义上先于社会存在的、孤立的个体。而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事实上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因此,哈耶克所理解的个人,一如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在性质上乃是一种“社会的动物”。正是基于这个立场,鲍尔斯重新诠释了新古典经济学赖以存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原子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而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在个人行为与心智中已经有机融合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偏好”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鲍尔斯的研究旨趣,也许得益于他早年的学术追求。他与他的一位主要合作者赫伯特·金迪斯教授年青时都是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鲍尔斯1960年在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65年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期间发表过批评萨缪尔森的论文,而当时正是主流经济学和萨缪尔森如日当天之际。1974年,鲍尔斯转至马萨储塞州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逐渐以“主流批判者”的身份为美国经济学界所认识。1998年,他在JEL(《经济学文献杂志》)上发表的长篇综述“内生偏好”,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鲍尔斯从马萨储塞州大学荣休以后,一直担任著名的、具有跨学科研究背景的美国桑塔费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研究员、演化科学研究计划主任。

    从鲍尔斯的研究生涯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位来自主流经济学内部、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主流经济学批判者。而《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则是他积几十年学术追求和学术批判的一本标志性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提前面世的、未来5-10年后的主流经济学经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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